揭示真相也许会让人难堪，就如：直到爆发次贷危机，人们才发现大名鼎鼎、牛气逼人的华尔街过去的不择手段、臭名昭著；直到迪拜楼市崩盘，人们才承认这个富裕繁华的大城市泡沫存在已久、经济膨胀；直到被扒粪者爆出学历造假，人们才意识到“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鄙薄和卑劣。
    极端的例子也许容易令人丧失警觉，身边的现象或许令我们深思：
    多数收视率高的电视节目，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娱乐主宰生活，一切公众话语逐渐以娱乐的形式来表达；畅销的书，已不在乎是否“讲出一些永恒的东西，不局限于这个时代”，粗陋的写作技巧和没有逻辑的结论随处可见；当红的歌星，炫弄着模仿的技巧，枯竭创造力的暴露也依然得到粉丝的痴迷……只要获得了成功，没有人在乎它的是非曲直和坏名声。
    糟糕一面的叙述应该到此为止。因为民众虽然崇尚成功的外衣，却对身处“光明的世界”充满向往。
    这也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对建业“走正道、务正业”的企业文化报以掌声和信赖，对建业扛起了河南足球的大旗给予激赏和敬意。同时也解释了老胡为什么在中国企业俱乐部声名显赫的企业家中获得认同进而被推举为执行理事长。
    是的，只有在那些是非明辨、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氛围中，人们总会被抚慰得十分熨帖，而并不仅仅被庸俗的成功所俘获。

“责任论”是对中国的一种变相“捧杀”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认为，“中国经济责任论”其实是“中国经济威胁论”的翻版，通过对“顺差国责任”、“债权国责任”、“储蓄国责任”、“能源消费大国责任”、“碳排放大国责任”等论调的炒作，形成对中国不利的长期舆论氛围，给国际社会以“世界经济中的任何问题都因中国而起、世界经济形势能否好转取决于中国采取的措施”等印象。中国绝不应受外界噪音影响而去承担超出自身能力、有损自身重大利益的责任。

中国的法制为什么这么弱？法律有规定但是执行不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家都不爱打官司，大家打官司不多。
——中国律师郝劲松表示，打官司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训练你的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即使有时候面对不公的判决，他也希望暴露出病灶，发现是哪儿出了问题。

学校看来不是没钱，而是有没有把钱真正用在该用的地方。
——广东顺德区区长梁维东认为，一所学校是不是名校，主要是看里面有没有一批出色的老师、一个优秀的校长。而我们的学校现在都在讲求什么？一讲到好学校，首先就是要有塑胶跑道，建漂亮的教学楼。一些教学楼外面贴砖还嫌不行还要贴石。顺德去年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22.1%，为财政专项支出中的最大头，梁维东炮轰说，学校要把钱用在真正该花的地方，如把钱用在补贴教师工资，让教师安心教学。

民企500强去年净利总和不敌央企两巨头。
——被视为反映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现状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最新榜单近期发布。尽管中国民企500强的盈利能力大幅提高，但民企500强去年的净利总和还不及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两家央企。虽然近年来国家为了吸引民间资本渐渐放宽了限制门槛，稍早前刚刚发布的“新36条”也明确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但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在多个行业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去年更是出现了一轮“国进民退”的大潮。由于“新36条”仍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民资地位的提升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有了天才也会被制度扼杀的时代。
——陕西省西安市高三应届生孙见坤深厚的国学功底令人惊叹。他的国学观点让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女儿、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陈美延感到“钦佩”。他对《山海经》的注释水平和见解，甚至高于在读的研究生。因为与一本线差了6分，无法上他心仪的复旦大学，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但与陕西省招办多次沟通后，还是拒绝投档。天才碰到制度，制度赢了，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却输了。

谁让郭德纲闭嘴？
——一个近段时间内最热门的娱乐新闻，一个牵涉到治安事件、牵涉到名人言论是否合适、媒体报道权的边界何在的争论由于领导人提倡的“反对低俗、庸俗、媚俗”，就此变成了一边倒的惩罚，郭德纲和他的剧团被强制沉默。言辞尖刻的郭德纲第一次如此沉默。这也再次说明中国的娱乐业和企业界有着类似的游戏规则：你可以不在乎竞争对手甚至媒体报道，可一旦权力之手介入，舆论和法律都可能变得无足轻重。

透过资讯不对称、审批权、内线消息等手段，官员尝到市场经济的甜头。因此，就资讯和权力垄断方面，官员非常喜欢市场经济。但西方的市场经济强调“法治”和“公平”，这些中国官员就不爱了。
——《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接受龙应台基金会之邀，与台湾民众分享中国崛起后全民大赚钱的走向。

公共交通的压力主要源自快速城市化与公共基础设施不足之间的矛盾，而作为房地产公司，协助政府解决相关问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8月23日上午，河南省会企业献爱心·捐赠公交车辆仪式在绿城广场举行。建业住宅集团、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少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向郑州市公交总公司捐赠了151辆标准新型公交车，该车辆每辆价值65万元。其中，建业捐赠了10辆。捐赠仪式上，胡葆森董事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房地产事业同城市的发展相辅相成，只有城市发展得更好，房地产业才会更美好。

    大约2000年之后，在中国城市化浪潮来袭之际，崛起于某一个城市的一些中国房地产商开始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北上广深”成为一些开发商的必争之地——高度城市化意味着掘金的高速度。
    是进军“北上广深”，还是坚守河南？当企业具备了选择前者的资源和实力，却选择了后者，我们可将其视为“先论是非，再论成败”的非典型却深具意义的案例。
    这个案例关于“先论是非，再论成败”的信念基础即为：河南人意识。
    第一，中国地大人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尽均衡。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贸易的兴起和国家战略的倾斜，河南，落后了。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河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丰厚的文化积淀终将孕育出累累的经济硕果”，“明日河南之于中国，必同于今日中国之于世界”，这就是建业的信念。
    第二，老胡非常欣赏何清涟在《历史的吊诡》中关于“中国人意识”的论述，他在很多场合表达了自己关于“河南人意识”的核心理论：每一个河南人的任何行为都与河南有关。不要纵容自己往社会上倾倒垃圾，却指望有"救世主"来打扫清场。只有从我做起，不期望有“救世主”出现，河南才有希望。
    第三，“只有造就强大的企业，才能造就强大的河南。”只有坚守河南，和其他企业一道，逐渐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在未来区域发展的伟业中担负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在厘清“建业省域化发展战略”这个层面的“是非”之后，建业在纯粹商业层面的考量亦是深入的。
    战略大师卡尔·波特提出用“专一性、差异化、低成本”的三板斧来衡量一个战略，建业的战略表现出以下特征：
    专注于房地产开发，突出了专业化特征；
    立足于河南省域，凸显了差异化策略；
    战略区域内消费者需求相近，注重了扩张成本的控制；
    强调了资源配置效果；
    利用管理跨度，提高了纠偏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建业省域化发展战略经过八年多的实践，企业以稳健的状态获得了规模的增长和企业长足的发展，为河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带来影响和贡献。这种兼顾企业利益和社会效益的战略模式为建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价值——品牌美誉度，这在因高房价而民怨沸腾的中国社会实为不易和难得。

郑州亚细亚五彩购物广场购买事件

   信奉企业在战略层面应保持“专一化”的老胡，在反思战略推进过程中的失误时，经常提到一件事。
   那是2001年10月15日，投巨资兴建的郑州亚细亚五彩购物广场在关门停业3年后被公开拍卖，建业住宅集团以2.3亿元价位买下其整体产权。
   这件事情有两个背景：
   第一，2001年秋天的建业，筹划近三年的建业省域化发展战略即将于次年实施，资金作为当时启动战略的五大资源之一，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战略发展筹码。
    第二，2001年8月以来，郑州亚细亚五彩购物广场的拍卖会已先后举行3次，均未能成功。商场上万名员工的再就业、商户的利益、闲置商场带来的负面效应等问题，摆在了郑州市政府面前。此时此情，政府想到了一贯“守信用，负责任”的建业，努力说服建业出面担当此任。
    最终，建业将“社会效益”作为首选，但这一步选择，却让建业的省域化地市布局期延长了两三年时间，打破了原来的战略推进节奏。
这个非理性的企业行为，在遗憾之余，却也有让人感到欣慰之处：在老百姓的大是大非面前，建业选择了“是”。这个行为让人们看到了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从优秀企业获得幸福的可能。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只有强者，不论实力抑或信念的强者，才能真正影响这个社会。

建业足球

    在最讲究成败结果的竞技体育领域，在举国体制下“唯金牌”论的氛围中，建业足球是一个异类；累计投资近5亿元人民币，中国唯一由民营企业投资且没有更换投资人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历乙级联赛、中甲而至中超始终不弃，建业足球也是检验时代精神浮躁与否的一个标杆。尽管老胡也说过建业足球是建业地产的播种机、宣传队、鼓动器，但了解建业足球17年跌宕起伏历程的人都会认同，品牌传播不仅不能解释老胡接手河南足球的主要动机，更不能概括足球背后建业人的坎坷心路和倾情投入。
    有趣的是，建业足球的真正价值却是在竞技上取得成功时才被广泛挖掘的。比如，2006年建业足球冲超成功。舆论终于发现并总结着：“建业足球几乎可以超越地域影响，成为这个时代各种价值观的试金石，而建业冲超的历程，也是一部令人感动的持之以恒的足球求索的中原人的文化心灵史。”虽然只是几十位球员在场上战斗，但全国人民都要感叹，千万要相信河南人！当一个人十三年一根筋式地坚持去做一件事情，为什么不可以相信他呢？再比如，2009赛季建业足球冲入中超三甲，并第一次将亚冠联赛这样的国际赛事引入郑州。媒体带领国人重新认识了河南人特有的坚忍和顽强，并再次证明了理性投入、遵循规律这样一些质朴道理的巨大力量。
    从竞技成绩的角度看，建业足球至今仍算不上辉煌，但作为中国足球纠结环境中的正气之师，建业足球一直坚持的是非观已经逐渐受到更广泛的认知和认同——作为当代中原人民精神气质的表征，拥有一亿人口的河南不能没有足球，所以，在没有更好的“接棒者”时，建业会一直走下去；“守信用、负责任、走正道、务正业”是建业的企业文化，而建业足球也是最好的实践载体，坚守足球和对足球规律的发现过程，也包含着建业人对自己是非观的检验。也只有从是非的意义上解读，才能发现建业足球的真正成功。

十年还本

    作为新兴市场中的先行者，建业自创办之初就在营销方面走出了许多极具创意的路子，“十年还本”就是其一。这一举措当时震动业界，据说广告发布当晚，郑州有20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坐在一起，讨论建业的这种售楼方式。
    1993年6月18日，建业隆重推出金水花园项目，并策划了大型推销活动，其中包括：举办以《黄河大合唱》为主题的“金水花园之夜”大型文艺晚会，邀请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河南人民会堂首次联袂演出。同日在《河南日报》、《郑州晚报》用跨版形式刊登售房广告。这是《河南日报》、《郑州晚报》历史上首次同时为同一家企业刊登跨版广告。广告承诺凡在当年6月到12月购买金水花园一期的业主，在一次性付清所有房款的情况下，10年之后，建业在保证其产权的基础上将这批业主的购房款悉数退还。
    十年沧桑，金水花园一期的业主有的已移居海外，有的在房屋升值的情况下变更产权，更多业主已将此事抛诸脑后，以为仅仅是开发商的“空头支票”，视为“戏言”，并不当真。但2003年，建业如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并专门刊发了半版广告，告知参加返本活动的业主们办理退款手续。此次活动共涉及40余名业主，返还房款总额1000余万元，其中最高的30余万元，最低的14万余元。
    类似的活动据传全国范围有许多效仿者，但我们听到更多的是企业的覆灭，以及不履行承诺而带来的诉讼。建业的“十年还本”是一个坚持先论是非的典型案例，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失去了部分利润，得到的是企业价值观的完好践行和如潮好评。随着企业发展规模扩大，老胡虽已不再关注具体的营销事项，但一种价值观却是他一直强调的，那就是建业的广告必须诚实，不给消费者许诺实现不了的事情。从“建业反思日”到“琢玉行动”，再到将要推出的“建业在倾听”活动，更加重视产品和服务提升的活动形式也已成为建业的当然之选。

    前些时日沸沸扬扬的圣元奶粉事件，如同近两年中国很多社会新闻一样，要么不了了之，要么被新的刺激性的新闻转移了公众的视线。经济学者陈志武说，食品安全是比军事安全更重要的国家安全，这一点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三鹿奶粉引起的争论还未远去，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大众一时可能不会把食品安全上升到战略高度，但就目前形势看来，食品安全非始于三鹿，也不会止于圣元，长此以往，我们的安全感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弱。
    前不久被媒体推到风口浪尖的郭德纲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牙尖嘴利的他在和于谦说学逗唱嬉笑怒骂前后，总会蹦出一句“在座各位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满脸的真诚。这话充满了民间的智慧和那股子泛着土腥味儿的亲切感，但之所以这话一撂出来便能为说话人攒人品，还是因为这话里面的服务意识听着贴心。
    一个相声演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一直把服务意识挂嘴边。反观近两年的某奶粉有毒和某奶粉催熟事件、某洗发水含致癌成分事件、某房地产楼房裂缝事件，这些企业的服务意识中，他们的服务对象在其企业文化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更不论当下的很多中国企业，对利润趋之若鹜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有人说，中国当下急速发展的经济和急剧转型的社会，是很多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所谓发达国家，主要指美国，美国华尔街多年以来都是世界财富的中心，华尔街上的呼风唤雨的金融大鳄也成了和平年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当然，是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急速发展的商品社会总会促生很多唯利是图的经济和资本运作行为，2008年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很大程度上也跟商界大腕没有节制的资本运作有关。
    美国的主流文化对于华尔街为首的商界名流的贪婪是持批判态度的，好莱坞依仗华尔街做资本后台又迎合美国主流文化，取材自华尔街又批判华尔街式盲目追逐利益的价值观的《华尔街》就是好莱坞商战作品的最佳代表。《华尔街》诞生于上一次美国经济危机之后，而《华尔街II：金钱永不眠》今年推出更是生逢其时。在《华尔街》续集面世之前，今年7月出台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旨在加强华盛顿对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和对消费者的保护，通俗地理解，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法案目的在于遏制华尔街的贪婪，这个法案白宫精英们深思熟虑了近一年。其实从流行文化对盲目拜金的商界的批判，到通过立法以遏制无休止无节制的商业金融投机行为，作为前车之鉴，美国的做法只说明一点，商业的成败不在眼前的利益，往往最简单的是非决定了长久的成败输赢。
    其实有很多美国商界人士早已经放长了眼光，在金融风暴洗尽商界名流浮华之后，他们才慢慢引起人们注意，比如著名的互联网储蓄银行ING Direct，没有实体网点，没有传统的支票账户，不到10年时间签下了近800万客户，吸收了900多亿美元的存款，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商业模式传奇。
    发达国家如美国，银行业的金融文化是鼓励贷款鼓励消费的，而ING Direct的核心目标是“引导消费者重新储蓄”。创办人阿卡迪在接受财经类记者采访的时候，总是想先谈谈公司的价值观，与老牌银行鼓励消费和贷款“竭泽而渔”的方式比，阿卡迪其实在追求一种“可持续发展”。这样的长远发展战略显然经得住金融风暴的袭击。
    而在与人生命安全有关的服务行业，深谋远虑的企业更是注重服务中人性化的体现，美国最大的肾透析服务供应商DaVita的CEO这样说他们经营的秘诀：“我们要把目的和手段颠倒过来。我们首先是一个社群，其次才是一家公司。只要我们弄懂如何正确对待患者、正确对待彼此，商业方面的事尽可以顺其自然，不用我们去操心。”据深入观察的媒体人员说，DaVita的员工在对待患者时投入的感情程度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这，也是眼下的中国企业在加速扩大生产和赢利的道路上，应该停下来反思自己的地方，更是不断让我们心生寒意的企业所严重缺乏的地方。
    然而，企业既然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文化也是与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分不开的。前文中提到了《华尔街》这样的电影，美国的电影能用主流文化来批判走入歧途的唯利是图的商业文化，而眼下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影市场也在促生这样一种电影文化，提电影必提票房，“票房才是硬道理”，“票房就是一切”，即便是非电影从业者，即便对电影市场一无所知，也热衷于谈论票房。这里，浅层的成功评价标准——财富成了衡量一个精神产品的重大标准，这也契合了眼下的中国社会文化中对成功的判断。当富士康12跳的时候，当奶粉曝光含毒的时候，当洗发水曝光有致癌作用的时候，当造纸厂曝光严重污染的时候，我们才能去谴责企业和企业家的无良，而平日里，媒体和公众的视野里，看到的尽是商界名流的无限风光，多少人不是看着郭台铭的风流八卦、看着各种富豪排行榜羡慕嫉妒恨？金融危机之前，华尔街的金融大鳄，在媒体和公众眼里，也都是商业英雄。和平年代，太平盛世，超级英雄活跃于大银幕，公众英雄则以名利衡量。
    2006年，当《三峡好人》顶着《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的时候，贾樟柯和张伟平在媒体上论战，贾樟柯很文艺腔调地说，他想看看在这个都喜欢黄金的时代，有没有人去关注一下好人。张伟平对贾樟柯的评价是：仇富。这些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都能听到张伟平式逻辑的话语，财富已经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而这种标准下，也让票房大鳄冯小刚越来越口无遮拦。
    在这样的标准下，能够为自己挣得财富的就是英雄。当一个社会以此为判断标准的时候，其实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判断力，失去了判断力的社会也更能促生没有了道德约束力、甚至没有长远发展眼光的企业。这一点，才是我们每个人都该反思的。
    先贤们也不排斥财富，然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此言可以修身，企业的发展和营利方式也是“取之有道”——这里“道”则指事物本身规律而言，肯定能取得持续性的发展。明辨了大是大非，才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马贺亮，特约撰稿人）

    我很想结交富人，可是很遗憾，到目前为止也没结交上。我想结交的富人，不是文学作品中名牌加身妻妾成群、吃燕窝鲍翅、住豪华五星的“富人形象”。那些形象多数不是“自画像”，而是拜有心人的一点揣测一点偷窥一点幻想一点文采加工炮制。按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说法，“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我们对富人形象无论在加工还是感知过程中不小心暴露的都是自己内心对穷奢极侈的向往。富人懒得自辩，他们又不需要赚稿费，上下五千年，五大洲四大洋只有贵体欠佳的普鲁斯特和落魄潦倒了的曹雪芹，或出于消遣或出于反省，留下了富人家常生活的一手资料。《追忆似水年华》未读完，不敢说，《红楼梦》里荣府的家长里短，让我有点理解管子理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想想大观园里的公子小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基本上属于有一定专业水准的文艺青年。
    同学聚会，有成功人士同学H自言有五部车，全是奔驰宝马奥迪类名车，啧啧声四起，他一脸豪迈顺带关切地问了下有没有住在东郊别墅的同学。有女同学报上名来，她住别墅附近，正为晚了回家交通犯难。“等会儿我搭你车吧？”H同学依旧豪迈：“我还有一个场子要去，忙呀！”H同学未等散席先行告退，据说连聚会的份子钱也没出。留下一群愤愤的在座人，大骂富人的丑陋嘴脸，小器托大忘恩负义……我对H同学无话可说，他向来只对“有用的人”张开热情怀抱。我们叽叽喳喳大批狠批富人为富不仁看上去像住在楼下的人正拼了命往楼上吐口水般可笑。再说，谁来鉴定H同学是不是富人阶层？也许人家富人阶层根本不是这样的。《红楼梦》里刘姥姥初进荣府向王熙凤请求帮助，王熙凤给了20两银子，临别另给了一吊钱，叮嘱老人家雇辆车回去。可见富人中有商贾气，也有讲江湖情！我们对富人的株连九族，往往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结果真正想打翻的人，人在岸上。
    有人说穷人赚钱是为了满足“need”，富人赚钱是为了满足“want”，普罗大众区别起来还是有相当的困难，不如按赚钱多寡一刀切，凡生活上的宽裕，表现为住大屋，开靓车，有娇妻，穿精品……至于他们看不见的一方面，如所谓的心灵，直接遵从“资本无道德”钉入“资本家无道德”的耻辱柱。对于富人我们的心态永远矛盾，一方面骂他们的“不良”（多是想象出来的不良），以显示自己穷得有风骨；另一面又渴望被不良的人青睐（目标不是为了驯良他们，而是加入他们），所以灰姑娘的故事经久不衰。郭晶晶与霍公子交往，外界质疑郭小姐拜金，郭晶晶有资本坦然，她的成功成名是自己跳出来的，不靠霍家金库包装。她说：“他是我精神上的支撑，他让我知道更多跳水以外的事。”霍公子出身豪门，受教于英国的大学，可惜我们只被“豪”字蒙了眼，看不到多金的人除了能充当提款机外也能成为精神支撑！

（凌晓棠，特约撰稿人）

《大败局Ⅰ》的镜鉴

    《大败局Ⅰ》收录了发生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失败企业案例，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20本图书”。
著者吴晓波在谈到这些企业共同的“失败基因”时，指出中国的公众舆论和社会集体意识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衡量标准，而这样的标准对那些取得辉煌市场业绩的企业家往往无意追究其过程的道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长了企业家们的功利意识。
    因此，这些企业家对民众智商极度蔑视，在营销和推广上夸大其词、随心所欲；他们对市场游戏规则十分漠然，对规律缺乏尊重。这一现象，几乎成为阻碍中国许多新生代企业家真正走向成熟的致命痼疾。

秦池：是非标王
    1996年11月8日，在中央电视台的第三届广告位段招标会上，秦池以3.2亿元的天价连续两年夺得标王。1997年，北京《经济参考报》的关于“秦池白酒是用川酒勾兑”的系列新闻被国内无数家报刊转载。从此，秦池一蹶不振。
    吴晓波认为，媒体的攻击并非是最致命的，其中描述的事实并非让秦池无话可说。
    最大的问题，是标王角色带给秦池的角色混乱感——夺取标王的企业，顶多可算作是中国最有勇气的企业，而非中国最有实力的企业。秦池误认为自己是中国最有实力的企业，并依靠广告效应的惯性来推动产品的销售，这可算作是非混淆的典型状态！
    公众对企业的信赖感主要来自产品和服务，这一点，侥幸希望通过其他来构建，最终只能是海市蜃楼。

北京玫瑰园：没有是非，遑论成功
    上世纪90年代，京城最大的别墅项目玫瑰园所有权几易其主，风雨飘摇，业主们备受伤害，最终宣布破产拍卖。
    玫瑰园的创始人刘常明通过政界关系获得这块宗地（严格地说，其尚未具备合法性）后，并没有打算认认真真地造别墅，只是想炒一把楼花圈一笔钱就溜之大吉。在这个“大非”之上，随后的继任者都难以在沙滩上建造高楼大厦。
    因此，吴晓波感叹说：
    玫瑰园是一个漠视道德、没有游戏规则的暴利年代的经典故事。那些曾经在暴利年代叱咤一时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攫取超乎想象的利益；可同时他们又是不幸的，因为那些轻易攫取到的利益又可能轻易地随风逝去。

亚细亚：神话就是“非”
    2000年底，名噪一时、被称为“商界航母”的郑州亚细亚五彩购物广场宣布破产。
    亚细亚的折戟，主要源自其拿着看似成功的零售商场经营模式和残缺不全的管理模式进行狂热的全国“连锁经营”，试图四两拨千斤。在不长的4年时间，亚细亚先后开出了15家大型连锁百货分店。谁料，随着极大的管理漏洞，亚细亚的分店多数都不断亏损、难以为继。
    当时的社会也有深层的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商业生态圈，王遂舟设计的连锁零售百货商场根本上是一条无法走通的不归路。
但是，在吴晓波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如下：
    “四两拨千斤”、“空手套白狼”，在很多企业家的经营词典中，这无疑是两个让人悠然神往的境界。可是，在大多数的状态下，四两是拨不动千斤的，空手套狼是反要被狼吃掉的。那些被我们称为“奇迹”的经营神话，往往是非理性的、充满偶然色彩的。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尊重规律，选择做正确的事，才会走得长远。

（文字执笔：宋晓鸣）

《大败局Ⅱ》：一切伟大的治理都是从学习控制开始的

    有人说企业原罪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必然现象。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时期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如我们看到的，在政府层面，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的法治基础建设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实施过，三十年的企业史，最容易受伤的就是民营企业，他们在模糊制度的藩篱中左支右绌，战战兢兢。在社会层面，人们至今仍然缺乏一种对普适的商业逻辑的尊重，这使得一些企业的成功总是蒙上了莫名的灰色。
    此话诚然不假，但对“是非”的习惯性绕道而行和对社会商业主流价值取向的过分跟随实则也酝酿了许多企业貌似偶然的落马事件。这就是“大败局”产生的主因之一。在吴晓波2007年出版的《大败局Ⅱ》中，他把“政商博弈的败局”和“创业原罪的困扰”归为“失败基因”，而正如他在案例中详细揭示的那样，是非观的混淆依然是许多企业走不出所谓“原罪”阴影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德隆:不问是非的“第一大庄”
    2006年1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件德隆主案在武汉正式开庭审理，唐万新作为被告，面临两项控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操纵证券市场价格。至此，德隆系，沪深股市曾经的第一豪庄，正式走向崩盘覆灭之途。在此背后，调查显示，德隆系的银行贷款合计160亿元，其组织结构涉及32万员工，10多万个人投资人。德隆最终的结局成了一场全民埋单的悲剧。
    德隆覆灭的主观原因，唐万新自己亦有清晰认识，那就是“德隆在追求效益的过程中，忽略了其过程的合理性”。
    德隆鼎盛时期，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财技”，曾与时髦的“产业整合”、“混业经营”理念一起为人所津津乐道。而所谓的“财技”，事后看来不过是利用中国股市股权分置现状，通过过低的价格受让国家股或法人股，实现对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然后从实业公司中抽取资金向金融板块输血，不断制造并购重组等投资性利好消息——投资额并不是很大，很难有规模效益。同时，选择高送股这种奇妙的分配方式，并没有让股东拿到一分钱的现金，却推动了股价的上涨。在这个过程中，庄家在二级市场巨额获利。
    可以看得出来，由于过分沉迷轻巧又获利丰厚的“财技”，德隆系一开始就并没有打算“走正道、务正业”。德隆系几乎集中体现了不讲是非的企业的一切恶行，但因其裹胁人数甚多，实际上，反思德隆就是反思我们自己，反思中国企业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反思中国的管制环境和经济崛起的社会基础。

三九：一人制之“非”
    赵新先之于曾经的三九集团，集中体现了明星CEO对企业的帮助和更为巨大的破坏力，一人制，成就三九，也摧毁三九。在最巅峰的2000年，赵新先治下的三九集团曾经控制了三家上市公司，但不过短短3年，2003年9月28日，随着《21世纪经济报道》刊文《98亿贷款：银行逼债三九集团》，三九内部财务危机大白天下，自此赵新先一路败退直至于2005年出现在深圳梅林看守所，而三九集团也于2007年被华润收购。
    三九及赵新先的败局，在吴晓波看来，首先是源自盲目多元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那场国有企业并购浪潮中，三九在并购中，享受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也盲目地吃下了很多“烂桃子”。它们看上去是免费的，但是要消化它们却耗费了三九很大的资源。
    此外，赵新先是那种颇有战略直觉的企业家，在产业的每个转型点，他都能很早意识到，并迅速作出反应。但他在项目的执行上则总是显得大而无当，在一次又一次的布局和冲杀中，三九的规模是越来越大，但能给企业带来直接效益的项目却始终未现。
    放眼中外商界，将公司做大做强几乎是每一个企业家的努力方向，但很多时候公司这一平台往往不仅是满足个人英雄主义情怀的战场，更关乎员工、行业的幸福与健康，这也是企业家决策要面对的重要战略问题。经营决策就是一个处理矛盾和做出选择的过程，战略与战术、长期与短期、发展与稳健、集权与放权，这些矛盾永远存在，选择永远是困难的。但这些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随着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变化。三九败局也告诉我们，当公司的战略方向逐步清晰时，战术的执行力变得更重要。

托普：概念越“成功”与理想越“失败”
    千禧年前后，在网络仍能造就创富神话的时代，宋如华和他的托普曾经是中国最耀眼的高科技公司。但是，如果不是通过抽丝剥茧似的描述，对中国商业潜规则缺乏了解的人们，自然很难识破那些光环笼罩着的神话——在资本市场上，尽管托普年年凯歌高奏，可是没有人搞懂，托普到底是做什么的，在靠什么产业赢利。这种奇怪的局面一直维持到2002年，这一年，托普宣布向社会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这一次宋如华的牛皮吹破了，而托普“空手套白狼”式的“玩概念”操作也正式被曝光。
    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下海经商，宋如华曾经是理性和谨慎的。《大败局Ⅱ》披露，促使他商业观发生巨变的就是“西部软件园”的打造。正是在此之后，他意识到，中国商业的游戏规则实在是非常神奇，有时候，你辛辛苦苦做好一个产品，不如在某个夜晚喊出一个新概念，财富的聚与散往往随着大势的摇摆而动。也正是如此，托普变成了生产“概念”的公司；当然，也正是如此，2004年，托普留下了巨额的债权债务，最终宋如华以两元钱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所有股权。
    托普的败局也许更会促使我们追问中国的商业环境，假设当年，宋如华推出尚在空中的“西部软件园”概念时没有如此之多的扶持政策、税收优惠、和社会荣誉，他会不会就此沉迷于资本运作。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企业决策，特别是资本活动，在很多状态下是很难进行量化控制的，企业家的决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市场、公司走向的判断；另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依据是，你对自己的经营行为有没有足够的控制感。
    企业“中国式”失败的基因是什么？吴晓波在本书中将其清晰总结为三点：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然而中国企业成长的难点也在于，要在一个道德滑坡、缺乏秩序和经验的时代完成现代化转型，冲破制度和习俗的束缚正是企业得以成功的原因，当然其败局也在于在冲击制度和习俗时马前失蹄。放宽视野来看，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林毅夫等人总结这一中国经验时认为，中国的改革通常都是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入手，随后通过新的市场机制中的增长倒推更高的改革需求，将改革推进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局部试验、增量改革来做大蛋糕，以此提高每个人的净收益，而等经济发展了，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必须随着进行制度创新，逐渐完成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而在此过程中，如要真正跟得上改革的步履，则必须在是非观念上有脱俗的认识，这是对企业家的苛求，却是驶向伟大彼岸的必经之路。

（文字执笔：白许晨）

    近年来，从牟其中到赖昌星、从刘晓庆到仰融、从杨斌到周正毅、从顾雏军到黄光裕，一系列民营企业家的落马，说明积累多年的问题终究将会爆发。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正面临历史性变迁，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正经历一场历史性的筛选和分野。一个个富豪的陨落，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完结——那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疯狂阶段正在被历史的强有力的巨手画上句号。不管富豪们是否愿意，曾经的疯狂、无序、血腥、欺骗必然遭到强力整肃，继续铤而走险的富豪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将不会有未来。
    民营企业是中国的希望，中国制度创新的巨大成就和民营企业的成长分不开，包含了企业家的无数辛苦与心血，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功绩。但我们同时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到，许多民营企业的发迹有着深重的原罪色彩——那迅速壮大的民营企业未免有些先天不足，那迅速致富、拥有天文数字身家的富豪们未免有些下盘发虚，那可歌可泣的所作所为未免敢于拿到阳光下来晾晒！这就是中国转轨期的严酷现实，这也是几乎一切发展中国家（如“裙带资本主义”的东南亚）难以避免的副产品以及残酷的历史与现实。
    然而，将所有的脏水泼向民营企业家们却也是不公平的，“原罪”的讨论更是不应该地遗漏了其中复杂的社会背景。事实上，笔者早就指出，改革实际上意味着对原有种种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的打破。因此以原有体制而论，改革者必然有“原罪”；但以改革者而论，却是传统体制有“原罪”。中国的“问题富豪”也是这样，他们事实上是长在“问题制度”之树上的果子。“问题制度”缺陷太多，“问题官员”太腐败贪婪，这些无疑是导致民营企业家“出事”的重要背景。
    但没有办法，民营企业家必须一方面向前走，另一方面要学好，从野蛮生长走向文明生长，而这一条路注定将是狭窄的，并且人们不太愿意去选择。正如《圣经：新约马太福音》所告诫的一样，“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7章13-14节）。
    确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行为畸变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违法，就别想发财；想发财，就要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前30年的中国社会，不靠贿赂等非法手段想要成为富豪简直寸步难行！基于此意义上来讲，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就像是一根木炭——如果你硬要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所以中国人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思考：如果不创建一个好的他律性的制度，如果政府官员不能被迫约束自己，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有可能全军覆没。
    当然，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推在制度头上，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
事实上，西方清教徒企业家是从“禁欲”开始走上商业之途的，我们的企业家则是从“贪欲”走上发展之途的。大多数企业家对于自己的经营目的并不明确，攀比心态、“江湖”心态严重，表面上是民营企业家，骨子里其实是“江湖豪客”，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取财富、最终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许多人想的是钻制度的空子，通过“分配财富”、“转移财富”的办法，去实现一夜暴富的贪婪目的。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冒出来的这些“转轨富豪”？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建立起一整套的财富伦理，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陷于社会矛盾的泥淖不可自拔。
    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以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的中国改革至少存在三点明显不足：一是在经济建设层面，财富的积累迄今未能建立起完善、成熟的游戏规则；二是在社会平衡发展层面，缺乏收入分配的应有调节，导致财富鸿沟不断加深，社会上出现“仇富心理”；三是在精神规范层面，变革的意识形态在为私欲正名的同时，却缺乏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这一远大理想的扎实建构，因此陷于另一个极端，日益将社会引向物质崇拜、金钱崇拜。
    中国人一般都相信“仓廪实而知礼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往往正好相反——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一帮守规矩、讲诚信的好人，然后才有发达的经济，即“知礼节而仓廪实”。从英美文化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先有“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
    中国是一定要往前走的，中国的市场体制也必定会越来越规范。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
    但中国没有其他选择，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单纯、欢快的旋律之后，中国社会将进入新的财富乐章，遵守最低的“是非”规则（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追求更高的“是非”准则（负起社会责任，做高尚企业），将日益成为新的时代强音。
    中国没有选择，历史将越来越告别“问题富豪”时代，走向“阳光富豪”时代！中国的富豪同样没有选择，只有自觉地告别“问题富豪”时代，走向“阳光富豪”时代，才能走向大有希望的明天！在此仍想推荐中国民营企业家该读一下《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3章24节中的这样一句值得警醒的话：“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赵晓 经济学家、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观，每个人也都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是非观去做事。但是，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并没有多少人在做一件事情前会认真地问一个“为什么”、“这件事对不对”、“该不该去做”；单位里偶尔碰上一个特别“较真”的人，同事还可能觉得这个人很可笑，领导则可能把他当“刺头”，甚至让他坐“冷板凳”。
    大部分人不愿意“问是非”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会天然地以为“是非”早就被领导、前辈、组织、国家等远比自己强大的人或机构“问”过了，轮不到自己来问；二是当在某些地方产生了质疑，试图去问一问是非时，却发现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情背后可能很复杂、也很麻烦，自己根本就问不起，结果就变得越来越“识趣”，越来越“懂规矩”了。
    既然“是非”早就被“问”过，自己想问也“问不起”，人们也就只能在“成败”上下工夫了。何况无论中国古语“成者王侯败者寇”，还是西方民谚“是非的标准永远是成功者制定的”，说的都是一个意思：要想谈论是非，先得创造资格，不要命的就来吧！
    一旦人们普遍不敢问是非、不愿问是非、不习惯问是非的时候，自己的“命”是暂时保住了，人类的命却一天天危险起来。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昨天的是非标准哪怕的确是对的，也一定会有过时的时候；中国的美丽，可能正是美国的哀愁。因此，随着时空的转移和坐标系的变化，是非依据和美丑标准的不断调整是必然的，也是人类进步的必需。第二，总有一些自大的成功者和自私的聪明人去搬弄是非，让那些本应服从、服务于公共利益、整体利益、未来利益的标准人为地跑偏，转而成为个别人、个别利益集团满足个别利益、眼前利益的工具。没有人不断地去问“为什么”，这种跑偏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荒唐。第三，人都是善于学习的，如果不断有不问是非、只论成败的“成功榜样”出现，追随者和效仿者就会越来越多；如果这种“成功”是建立在上面所说过时的、跑偏的、对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的是非标准之上的，那么，这种“成功”越大、成功者越多，对人类的伤害也就越大、越多。第四，作为“万物之灵长”、宇宙间迄今为止我们唯一知道的高级智慧生命的人类，其自我打斗的工具不断升级，杀伤力不断放大，今天的科技创造力和环境摧毁力，已发达到一旦失控可轻松毁灭人类和整个地球生物的程度，且仍然处于高速进步和无限提升的过程中。以此为背景，人类最重要的“软件设计”即“是非观”如果出了大问题，其自相残杀的形式将不断花样翻新，这个世界将充满随时可能引爆地球的“核按钮”，人类将迅速自我毁灭就不再是一种推论，而成为一种必然。地球上如果没有这个“万物之灵长”，蚂蚁、老鼠都可以自由地生存几千万、上亿年；有了这个“万物之灵长”，就因为他的强大、贪婪和短视，其高级文明阶段只持续了几千年就已经搞得不但自己的生存不可持续，整个世界都将被动地成为其自我毁灭的殉葬品。人类到底是“万物之灵长”呢还是“万物之罪魁”？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深深感谢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理由。它使我们一路狂奔、冲向悬崖的脚步骤然绊倒，避免了粉身碎骨；它使正在全速飞向空难的“人类号”航班在剧烈颠簸后紧急迫降，有机会在一片慌乱的地面上安全地换“发动机”，逃过了“机毁人亡”的大劫。
    让我们的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不要让人类越来越强大的翅膀迷失应有的方向吧！
    中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几年前就提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正本纠偏之道；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则发誓通过把美国带回到正确轨道，燃起人类新的希望之光。
    而很多美好的希望、梦想，高远的目标、蓝图之所以常常成为人们的笑柄，往往是因为它的虚幻、飘渺和不可实现性，就像“先问是非，再论成败”的说法特别容易受到那些不问是非的成功者嘲笑一样。
    但愿从现在开始，人们能把自己的讥笑、嘲笑变成更高尚、更负责任的笑。因为我们所谓“先问是非，再论成败”，不是“不论成败”，而恰恰是为了在问清是非的前提下追求更大、更长远的成功，是为了确保让这个世界出现更多“是者成、非者败”的喜剧而非“非者成、是者败”的悲剧。
    可能有人会说，世上万千事，如果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即使想问、敢问这个“是非”又该怎么问？从哪里问起？君不闻“人人心里有杆秤”、“公道自在人心”？只要我们乐于并勇于对这个人心的“公道”负责，只需三问即可丈量天下一切值得丈量的是非：这件事会伤害别人吗？这件事会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吗？这件事会危及我们的子孙赖以生存的未来吗？
    “先问是非，再论成败”，用是非评价成败，用成败廓清是非。为了世界的安全和健康，为了人类的尊严与荣誉，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做起。

(刘东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常务副理事长)

    如果人类把自己当做一种智慧生物的话，应该先论是非，再论成败。
    在多数时间我们不问是非，因为是非似乎早有公论。那么既然“是非”早就被“问”过，自己想问也“问不起”，人们也就只能在“成败”上下功夫了。何况无论中国古语“成者王侯败者寇”，还是西方民谚“是非的标准永远是成功者制订的”，说的都是一个意思：要想谈论是非，先得创造资格。但如是的价值观已然使我们的世界人心危险，地球资源枯竭。而华尔街危机导致全球的金融危机，一定意义上就是只论成败，不论是非的结果。我们亟待新型的价值观为商业社会注入新的活力，那就是“先问是非，再论成败”，用是非评价成败，用成败廓清是非，这也正是老胡和建业所奉行的。

    对于越来越近的“金九银十”，市场各方都充满了期待。“刚性需求者”们希望看到房价能够像一些专家预计的那样，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跌，甚至是大幅下跌。与之截然相反，部分开发商却在私下酝酿一场“金九银十的绝地反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冷静、更加客观地分析市场现状，或许会发现，无论是房价大跌，还是“绝地反弹”，都是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房价将在“民生”的压力下保持平稳、小幅调整的态势。
    酝酿“绝地反弹”的开发商，其乐观可能是来自近期一线城市反弹的消息。据《上海证券报》报道，8月份，深圳房地产市场一手房成交量环比增长超过六成，成交均价环比上涨5.8%；二手房成交量也增长近两成。同时，另一个“风向标”——上海楼市也暖风频吹。于是乎，市场担忧开始出现：楼市重新陷入“越调越涨”的怪圈了吗？房价会不会反弹？
    这样的担忧与2008年~2009年房价的反弹和飙升有关。但是，与2008年~2009年不同的是，今年房价反弹的土壤并不“肥沃”。2008年，为了缓冲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两年累计放贷14万亿，2008年国家还启动4万亿投资计划，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并最终推高房价。
    2010年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国家不断收紧信贷、信托、资本市场再融资，流动性过剩已大有改观。就在今年3月，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举办的房地产市场趋势论坛上，国家政府部门多位研究专家告诫房地产企业，2008年的宏观政策属于“非常态”的政策，随着经济增速的恢复，201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逐步回复“常态”，不可能再出现2008年那样的“救市”举措。
    当前的政策走势也证实了这一判断。中央高层近期频频表态，释放调控“不会放松”的信号。8月中下旬，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8天之内连续两次强调，各地要继续落实好国务院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措施，切实增加住房有效供应，坚决抑制投机炒作行为，巩固调控成果。8月19日，国土资源部高调披露了2815宗闲置土地名单，掀起一场打击囤地的风暴。“严格调控”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晰。
    除了调控政策不会“放松”，甚至还有“加码”的可能之外，“绝地反弹”面临的另一个压力是，“金九银十”将迎来房地产市场的供应高峰。2009年下半年开发商纷纷开工新建的房地产项目，推盘时间大多集中在今年9月、10月。中原地产8月初的报告预测，下半年供应量将激增，这一高峰将在传统销售旺季9月份之前。据WIND统计，截至8月20日已披露半年报的46家房企，其“积压”的存货比去年同期激增了1400亿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对今年的供地和开工情况做了详尽的分析后认为，今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供应是非常充足的，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供求失衡的状况会得到扭转。
    这样的市场状况也影响了购房者的预期。网站的调查数据表明，大部分购房者的心理预期尚未改变。有网站8月下旬调查显示，一线城市78%的购房者认为房价仍然虚高；选择“观望一阵再说”、“不买房”的仍占6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近期的反弹更多地应是一种“短线反弹”。在新政出台百日之后，一部分购买力较强的观望者开始尝试着入市。尤其是《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8月中旬获批，城市蓝图为房地产市场映照出一幅美好的远景，某些投资者在此诱惑下入场也不难理解。不过，在房价反弹的土壤并不肥沃的背景下，这样的反弹是很难持续的。如同北京的通州，在一番热炒之后，房价迅速下降，个别新楼盘单价降幅达万元。
    因而，在金九银十前期，通过炒作“绝地反弹”推高房价，以期在传统旺季获利的图谋，或许只能成为一种幻想。恰恰相反，在大多数房企未能在上半年完成全年销售一半任务的事实下，2010年的金九银十正是“冲量”的好时机。
    一线城市的短线反弹其实透露出，大量的改善型需求和部分投资需求都在试探着寻求一个“合适的价格”入市，开发商聪明的做法应该是，也以“合适的价格”入市，抓住最后的机会，实现“以价换量”，获得下一轮发展的先机。
    事实上，在住房供应增加、调控不会放松的市况下，“一线城市下半年房价向下调整”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共识。对市场预判几乎全部成功的任志强，已经多次呼吁一线城市开发商“从了吧”，加入“降价”阵营。住建部政策研究专家和人民日报社也都分析预测，一线城市下半 年房价合理回落成为必然趋势。
    当然，消费者也必须摆正心态，下半年的房价回落更可能是“小幅回落”，期待房价大跌并不现实。毕竟，高房价的深层次矛盾还未根本解决。而且，调控的目的也并非是“房价大跌”，而是“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如果，市场双方都能在理性下行动，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市场平衡点，或许才是最理想的结果。

（王达内，12580《地产客》手机报主编）

    最新一期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者寄语，标题就是“发现管理的真相”。
    原因是本期刊登了一篇有关“客户满意度”的颠覆性文章。如同其他的严谨研究一样，这项研究也推翻了人们有关“客户忠诚度”的惯常认识。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是一家国际组织学习机构，在3年时间里，它调查了75000名B2C和B2B客户，其研究结果颠覆了我们的“常识”。
    比如，我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是，提高客户忠诚度，增加“回头客”的办法是不仅让客户满意，还要超越客户的期望值，让客户感到惊喜。而这个调研结果揭示，公司在这个方向的投资回报率不高。与仅满足客户基本需求的公司相比，在服务过程中竭力确保客户体验超越预期的公司所享有的客户忠诚度高不了多少。
    与令人惊叹的客户体验相比，客户忠诚度更多的是取决于公司能否履行基本的甚至最稀松平常的承诺。然而，很多公司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因此浪费了大量财力，流失了众多客户，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研究同时发现，消费者惩罚恶劣服务的意愿往往比嘉奖优质服务要强得多。换句话说，让客户特别满意不一定能留住客户，而一旦让客户感觉“不满意”，就必然会流失客户。因此他们建议，企业要转变客户体验的关注点，不要敦促一线客服代表绞尽脑汁取悦客户，超越客户期望，而是要把重点放在消除客户的“不满意”，帮助客户快速并容易地解决问题，让客户感到“省心省力”。
    不得不承认，在客户忠诚度的认识方面，这些观点给予我们很大的冲击。
    事实上，在管理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比如在人员管理方面，常见的观点是，企业的各项人力资源政策对于提升员工的敬业度至关重要；尤其是企业在培训与发展等方面提供的机会，是留住员工的重要措施。
然而，这些观点都是值得推敲的。
    20世纪90年代，盖洛普①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旨在发现员工敬业背后的驱动力和秘密。这项浩大而严谨的研究揭示的结论，同样让我们大跌眼镜。
    首先，与看似关键的薪酬、绩效等政策相比，员工的直接主管对员工敬业与否的影响更大。一个员工的工作表现，某种程度而言就取决于直接主管。
    其次，与媒体的报道和宣传不同，盖洛普的研究发现，企业在培训与发展方面的投资，对于保留员工的帮助并不大。更为有效的反而是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员工是否知道应该做什么，是否具备工作所需的材料和设备等。
    盖洛普的研究结论，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也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意思的是，对比上述两项研究，我们发现其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借用一句歌词，那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真正有效的管理，就是扎根于最基础的工作之中。盖洛普批评那些整天忙着搞培训与开发活动的企业患了“高山症”，不解决基础的问题，有好高骛远之嫌。这一点批评，同样适用于过度追求客户忠诚度的公司。
    当然，揭示管理的真相并不是一件非常讨喜的事情。因为真相往往是枯燥甚至无聊的，而人们更喜欢激动人心的故事。比如，一项严谨的研究发现，领导者的风格对企业财务业绩的影响只有4%。这个结论是让人失望的。人们更喜欢去听那些英雄般的CEO的特立独行的神奇故事。
    在企业大学风潮愈演愈烈的今天，重要的常识湮没在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和潮流当中。在人力资源的诸多领域，我们目前试图去更多强调那些重要的常识，而HR部门和培训经理也必须重启正确的思维方式。唯有如此，他们才能避免自己的工作看似光鲜，实际上只是在粉刷大厦的外墙。

(康至君，企业管理专家，特约撰稿人)

    ①盖洛普，美国最大民意测验机构，全球知名研究咨询公司，侧重借助经济学、心理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和最新成果，帮助企业推动真正的“有机增长”。目前建业与之合作进行2010年度客户满意度调查。

    轻松杀人——这是好莱坞大片剧情的一大特点。自动武器枪声很有节奏，甚至可以说是轻松悦耳，让人有愉悦的感觉，至少是没有痛苦的感觉。《谍海风云》不同，杀人真实、恐怖。枪声是单响，和爆竹声相同，影院音响中传出来的声音很逼真——听过真枪枪响的观众，会有心惊肉跳的感觉。人命如蝼蚁——《谍海风云》充分表现了乱世之下的恐怖和恐怖感。影片也表现了日本人凶残，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我只见过银幕上的日本鬼子兵，但我见过呼啸街头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三支队伍都很像——真像！
    《谍海风云》另一个特点就是画面极暗，故事大多是在夜晚发生，即便是在白天发生，大多也是在阴暗的角落，到处都充满阴谋。谍战片大多是男欢女爱的故事，也是阴谋和背叛的故事。为了正义或主义，或是以正义或主义的名义，红男绿女相互苟合，相互出卖。夜幕下的上海被拍得惊心动魄。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上海的驻军开进租界。男女主人公仓皇出逃，惊魂稍定后隔江眺望，对面黑夜中外滩大楼依旧林立，但四周有战火燃烧，一幅烽火连天的画面。
    《谍海风云》是黑暗中看上海，黑暗中看美人。光线暗的地方，大多数男女看上去要比实际的好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约会在夜晚进行，并不完全是因为白天工作太忙，也是要让双方就对方的相貌有一个悬念。酒吧等场所都是光线很暗，想来也是一个道理：“朦胧暗想如花面。”
    《谍海风云》是部怀旧的影片，演员也是观众怀旧的演员。《上海滩》里的周润发，玉树临风，琴心剑胆，是那么完美的英雄形象。无奈水月流逝，盛年不再，《谍海风云》中周润发与巩俐一样，都已经是迟暮之年。需要借助较暗的灯光，两个人才能英姿雄发，英姿飒爽。
    关于上海的影视片大多是怀旧和抒情的。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导演的《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也是关于上海的故事，也是充满怀旧的“二战”影片。而《谍海风云》的英文片名就是上海的拼音“Shanghai”。以地名或人名直接作为片名的电影，有不少是怀旧的影片，像日本的《啊，海军》、《三本五十六》。
    上海是座让人怀旧的城市。民国时代的上海，拍出了不逊色于好莱坞的电影。中国内战正烈的时候，鲁迅在上海租界内享受很充分的言论自由。上海曾经是世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杜月笙叫《教父》中的美国黑手党望尘莫及。芝加哥警察局曾经派其警员到上海来学习刑侦技术。上海让中国人怀旧，也让外国人怀旧。中国大陆城市中，唯有上海让欧美人魂牵梦绕。殖民主义者真正的反客为主，曾经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谍海风云》说的是“二战”期间，美国海军情报人员在上海的惊险谍战。一个以记者身份和借助情人关系做掩护的美国情报军官，千方百计地收集日本海军情报，同时游戏人生，游戏中国美女。美国海军情报军官由美国演员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扮演。在其主演的《市政厅》（City Hall）和《失控评审团》（Runaway Jury）中，库萨克都有上乘的表现，但在《谍海风云》中是勉为其难。原因之一是男主角心虚，喋喋不休地解释他为什么要到上海来，喋喋不休地解释他为什么如此热心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讲了半天还是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呢？男主角的英雄故事太假。剧情倒并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但却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刺探日本情报的是前苏联间谍佐格尔，故事也不发生在上海，而是发生在日本东京。同一时期美军在远东的情报工作毫无建树。如果是比较真实的故事，几句话就说清楚了。像白求恩大夫援华，几句话就说清楚了：“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５０多岁了。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啊，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打仗的时候自然是要帮助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白求恩不仅来中国帮助八路军，西班牙内战期间，白求恩还去西班牙帮助过西班牙共产党人与佛朗哥作战。
    巩俐在片中饰演一位新女性，据说还是一个海归。约翰·库萨克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不遗余力地赞美巩俐，说：“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演员，和她对戏要一直看着她的表情，她就像蒙娜丽莎一样美丽。”洋人也会恭维人——不，应该说是拍马屁，而且油嘴滑舌，很不严肃。巩俐像从英、美留学回来的知识女性吗？怎么看巩俐都是位很朴实的中国妇女，从田野走来，从厂矿走来，唯独不像是从英、美留学回来的新女性。可也没有什么不好。从英、美留学回来又有什么好的？
    《谍海风云》的演员也是有劲使不上——电影剧本不行。中国人的苦难，中国人内心的屈辱，洋人能够体会得到？所以不可能有切齿之恨和切肤之痛。中国人的故事还是要中国人自己来说。不管《色，戒》是爱国主义影片还是卖国主义影片，都讲述了中国人的故事，有悲剧色彩。声讨《色，戒》的人也有切肤之痛，切齿之恨。姜文的《鬼子来了》也是一部讲述史诗的故事。
    让人悲哀不已的是，我们并不善待自己的天才。天才是需要呵护的。天才的内心是很脆弱：天才卓尔不群，但同时又极需要别人肯定——否则连谋生都难——这一致命的矛盾，就是天才致命的脆弱。《鬼子来了》得不到肯定，不甘寂寞的姜文就拍了个搞笑的《太阳照常升起》。如果天才得不到呵护，如果天才受到打击，那么只能是庸才到处乱跑。如果中国自己的天才得不到呵护，那么不仅中国的庸才要到处乱跑，就连外国的庸才也要来到处乱跑。好莱坞的二流大片和三流大片势必也要到处泛滥。于是我们就看《谍海风云》，看好莱坞的上海。

（朱伟一，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特约撰稿人）

商丘公司：困惑之后的涅槃

    现象：8月7日，商丘公司联盟新城一期中国庭院开盘销售，作为建业联盟新城产品系列在地级市开发的第一站，这一项目从公司内部到消费者均备加关注。开盘当天，销售率97%，实现项目开盘当天，一日清盘。

    故事：2002年，在建业省域化发展战略的战鼓擂响之际，商丘是建业首批入驻的城市。
    商丘地处黄淮地区，经济发展在整个河南并不突出，房地产行业也处于初级阶段。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商丘公司从2002年开始，打造的绿色家园、森林半岛、桂园等系列产品都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全新的住宅标准和生活理念。
    受区域经济条件限制，根植商丘8年，商丘公司曾经历过低迷和困惑——最初几年，他们的销售业绩一直不温不火。2008年，在宏观调控的行业氛围中，商丘项目的销售更是一度陷入僵局。而近日商丘联盟新城的劲销则标志着他们终于迈上新台阶，苦心的经营积累终于酿出了业绩的美酒。2010年，在集团年中总结会议上，胡葆森董事长客观评价了这一历程的战略意义。他认为，商丘联盟新城一期出色的销售业绩是重大的战略性胜利，可以预见，在商丘这样的城市，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已然只剩下时间问题。这一点对于建业十八个城市的团队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鼓舞，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自己的战略方向。在商丘公司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刻，我们不能忘记曾经战斗在这里、以及那些依旧在商丘公司奋战的“团长们”：孟庆淼、蔡忠新、李晓东、马晓腾、胡文勤以及他们带领的团队，一个市场从冷清而到富有价值，离不开他们坚忍的耕耘。

    经验：对建业来说，产品和服务永远是打造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在不明朗的市场前景下，商丘公司首先利用建业的品牌优势，严格按照集团要求一步步推进项目进程。与此同时，他们注重深化和提升建业房产的附加值，如定期回访每一位老业主、举办高尔夫体验活动和民营经济论坛等高端营销活动，不断制造市场热点。在深耕产品优势的基础上，他们选择了更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避免了概念化的泛营销，将建业品牌在当地的影响力推向一个新高度。服务方面，他们在严格执行胡葆森董事长提出的“提高服务标准，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水平”的同时，更在服务中加入人性化的情感关怀，动员全体员工强化服务意识。毫无疑问，服务的提升让业主更加满意，而优质的口碑传播也使得产品热销全城成为水到渠成的结果。
济源公司：来之不易的一小时清盘

    现象：8月8日，济源公司壹号城邦项目一期凭借建业品牌、客户资源、产品创新、操作团队等优势，一期叠加别墅一个小时全部售出，销售率达100%。

    故事：建业进驻济源是在2003年底，此后，经过一年多的筹备，2005年9月，济源森林半岛项目一期开始面市。当时，尽管森林半岛在市民中的知名度很高，但消费者对森林半岛的第一印象只有高价位，却往往并不关心项目的具体信息，对高价位所包含的高品质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更是一无所知。建业品牌的影响力在此时也仅限于建业足球。可想而知，来光顾售楼部的人自然是寥寥无几。好产品自己会说话，实际上，直到2006年底森林半岛一期交房后，济源市民才真正从直观上认识到了高品质项目的价值所在。以往只能在一线城市看到的现代化建筑设计、幽雅的景观设计以及贴心周到的物业管理也使得公司的销售情况出现了质的转变。到森林半岛3期推出时，济源公司在2008年实现了当年交房当年清盘的好成绩。今天，当济源公司为新的成绩欢欣鼓舞时，在济源公司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无法抹去的名字：于鹏、齐亮、丰光、胡顺凤、吕光煜、李晓东、岳朝晨、刘向光、刘丽，以及他们带领的团队。

    经验：在一座城市耕耘久了，每个公司都会积累相当数目的老客户。济源公司的老客户营销工作颇具参考价值。
    拿壹号城邦项目来说，项目未动工，公司即已对老客户完成了“三顾茅庐”式的维系和拜访。2009年，拿到壹号城邦项目建设宗地的第二天，济源公司营销部即将拿地信息告知了老客户；当年9月，项目产品定位确定后，又借调研之际，将项目信息再次传达；2010年春节前，置业顾问们带上礼品和一本汇集建业所有别墅项目的楼书，再次拜访老客户。壹号城邦一期开盘后的销售统计数据显示，老客户重复购买及老客户引介新客户的成交比例占到51%的份额。
    在案场管理上，济源公司也采取了有趣且有效的销售培训机制。济源销售团队共有8名销售员。4人一组，第一个月采用“超女”的形式举行小组PK赛，开始进行销售说辞演练，由公司其他员工对其进行投票打分，PK被淘汰的销售员当天不能接待客户；第二个月份进行组与组PK，淘汰的组员当周六、周日不能接待客户；通过以上措施来增强置业顾问内部的竞争氛围，形成互相追赶的局面，同时采用不同形式让置业顾问强化练习项目说辞。

洛阳公司：重品牌 好业绩

    现象：8月15日，洛阳公司高尔夫花园二期成功开盘。此次开盘共推出570套房源，当日成功转签410套。

    故事：2004年，建业进入洛阳市场。凭借建业良好的品牌美誉度和洛阳团队的共同努力，在进驻之初，森林半岛项目叠加别墅作为市场中的创新和稀缺产品取得了优良的销售成绩。
    2005年至今，洛阳公司历经黄东升、严家杰、朱静、孙延隆四任总经理。每年洛阳公司都肩负着集团重要的年度经营任务，并在当地市场赢得了非常高的客户忠诚度。而这一局面有赖于2004年森林半岛项目良好的产品开端，以及其间多位总经理和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

    经验：洛阳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不亚于省会郑州的地级市，它的房地产市场也较为成熟，竞争激烈。恒大、路劲等诸多全国性开发商都在这里布下重兵。在良好的市场基础之上，洛阳公司注重依托集团的品牌力量进行借势营销。
    在现任总经理孙延隆的带领下，团队脚踏实地、沉稳作战。具体在营销策略上，他们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方式，就是按照节点操作，开盘、认购……每一个步骤都做扎实，此外，尽力将该做的营销活动做深入，并精确把握市场节奏。值得一提的是，从2009年到现在，公司几乎没有做平面媒体广告，只做了少量的户外广告。洛阳公司也特别重视老客户的维系，而这个“营销”最主要的是老客户的口碑营销。公司规定，凡是之前对客户做出的承诺，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必须达成。不管是哪一任总经理或者哪一个销售员对客户做出的承诺，如果没有兑现，置业顾问都要及时上报，公司都会及时做出相应的处理，让老客户满意。洛阳公司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保持销售团队相对稳定，也就保证了项目对老客户资料的收集、积累和管理；而完善的客户资料又保障了客户维系工作的顺利进行。

    编后：从这三个公司的营销经验上，我们不难看出，品牌和客户资源的重要性。重视客户，尤其是老客户的维护；重视品牌的传播，尤其是产品和服务在提升品牌美誉度方面的重要作用，双拳的力量构成了项目营销的利器。

（感谢商丘公司安道杰，济源公司耿博、魏志强，洛阳公司饶磊、昌敬之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公共交通的压力主要源自快速城市化与公共基础设施不足之间的矛盾，而作为房地产公司，协助政府解决相关问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房地产事业同城市的发展相辅相成，只有城市发展得更好，房地产业才会更美好。

——胡葆森

建业捐助公交车 助力郑州公交发展
    8月23日上午，省会企业献爱心·捐赠公交车辆仪式在绿城广场举行，建业住宅集团、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少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向郑州市公交总公司捐赠了151辆标准新型公交车，该车辆每辆价值65万元。其中，建业捐赠了10辆。捐赠仪式上，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及郑州宇通集团董事长汤玉祥均代表捐赠企业发言，郑州市委书记连维良向各企业负责人分别颁发了捐赠证书。

激情八一 让我们以篮球的名义相聚——建业物业服务总公司第三届员工篮球赛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弘扬积极奋发、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物业服务总公司特举办了第三届员工篮球赛。此次比赛采取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以及总决赛的方法，共进行了十六场激烈的赛事。球场上，参赛队员激情高涨，比赛场面异常热烈。篮球比赛的举办拉近了建业物业人心灵的距离，激发了员工的进取精神，增强了员工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合影留念时大家异口同声所喊出的“建业”是那样的清澈响亮，这声激昂的呐喊不仅是比赛所带来的激情，更多是对“建业”这个企业大家庭的热爱、对未来务实工作的憧憬和向往……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0年度中期董事会会议
    2010年8月20日，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中期董事会会议、审核委员会会议及薪酬委员会会议在香港日航酒店召开。出席人员有胡葆森先生、王天也先生，非执行董事罗臻毓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张石麟先生、辛罗林先生；列席人员有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陈建业先生、副总裁胡冰先生、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陈瑛女士以及凯德置地的庄俊英女士。会议由公司秘书兼财务总监邓文祖先生主持。在听取了公司2010年度上半年经营业绩工作汇报后，各位董事就公司未来的发展计划提出建设性意见。会议通过了2010年度公司中期业绩公告，并将于香港联交所网站及本公司的网站刊登。

集团举行2010年年中工作总结会
    8月10日下午，集团2010年年中工作总结会在集团总部多功能厅举行。会议上，执委会成员对上半年工作进行了总结。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发表了深具历史意义的讲话，提出塑造建业文化优势的思路。当产品和服务按照既定思路逐渐完善自身优势时，进一步挖掘建业核心价值观及企业文化的价值并进一步转化为文化优势已水到渠成。同时特别强调了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这一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将有利于保持团队的朝气与阳光。

倾力加速城市化　携手争做生力军——河南地产商会投资公司成立
    8月16日上午，“河南地产商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新闻发布会在中州宾馆中原厅成功举行，来自省内外的数十家媒体参加了发布会。河南地产商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建业、正商、天伦、东方今典、美景、亚新、楷林、亚星、嘉亿、超达、泰宏鼎盛、金基不动产、绿都、永威、河南宋基、河南三杰等省内16家主流地产企业共同出资打造的“地产联合舰队”，投资方向为土地投资、房地产股权投资和房地产项目投资，经营范围包括物业开发、物业相关投资及代理服务。公司年投资规模将达150亿元人民币以上，重点在郑汴新区和其他十七个地级城市的城市重点发展区域从事开发和投资业务，将对河南省房地产业和中原经济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8月22日上午10时30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内，河南地产商会投资有限公司隆重举行了揭牌仪式。

    《大秦帝国》讲述了从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直到秦二世乱政亡国的一百五十余年间，秦国由弱变强，统一中国，又迅速灭亡的故事。《大秦帝国》给人一种岩石般的坚实感。在作者笔下，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已然成为一座中华文明的巨峰，巍巍然矗立在历史的群山之巅。那独特的时代精神，穿过浓重的迷雾，直抵我们的心灵。
    秦帝国开创的统一文明时代，奠定了我们民族两千余年的基本生存方式，对于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具有最为根本性的意义。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的精神风貌，确实与今天的社会风貌有着诸多的差异，但更为根本的方面，是有着基本面的契合与相通。契合的基本点，是时代的基本问题与基本矛盾。那个时代的根基精神，永久地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已经成为我们的精神基因。不管我们对这种精神传承有多大程度的自觉认知，我们都会在民族发展转折的重大历史关头，不自觉地体现这种强势生存精神、求变图存精神、开放变革精神、百家争鸣精神、理性大争精神、勇于牺牲精神、国家主义精神。
    《大秦帝国》共六部，除第六部讲述始皇驾崩到帝国陨落的故事甚是虐心之外，其余五部的阅读体验都是舒心而愉快的。其中最感舒畅的体验来自第五部中秦灭六国的过程。跌宕起伏的战争描写异常动人，每灭一国，作者都会旁征博引，详尽地论述该国政权灭亡的根本原因。这样，便跳出了一战之胜负，找到了王朝兴衰的真正密码。专攻术治、不谋正道的韩政，宫变尚乱、无法稳治的赵政，妄执王道、不思进取的燕政，庸君当朝、大失其才的魏政，分治幅员、中央失权的楚政……正如百家讲坛王立群所问：六国犯下了多少错误？也让人想起唐朝杜牧的观点：灭六国者，六国也。
    《大秦帝国》作者在前言中说，原本为给秦帝国正名而来，但漫长的写作过程让自己改变了目标，只求将事实说出，留给读者评判。虽则如此，作者的满腔热情还是透过大巧不功的笔法发散开来，感染了每个用心去体会作品的人。

中国刻意掩盖锋芒

    40余年来，日本的经济总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二，仅排在美国后面，但今年，它的地位极有可能被中国取代。外界原本预期，北京方面会对此大加吹嘘。
    然而，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二季度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后，中国的反应却与人们的预期完全不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名义美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计，中国现在可能已排在世界第二位，但以人均GDP计，中国只排在第103位。去年，中国人均GDP为3600美元，日本则比中国高十余倍。中国还有1.5亿人达不到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
    中国官员并未高调宣传自己的成就，而是继续坚守他们长期奉行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例如上个月，当国际能源机构(IEA)表示，2009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时，中国对国际能源机构具体使用了什么数据进行了批评。总之，中国方面很希望把自己的锋芒掩盖得再久一点，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要求。

信息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面临城市化风险

    亚洲各国的增长轨迹，尤其在人口众多的印度和中国，将取决于政府应对复杂城市化发展的策略，包括从提供公共设施到通过教育和培训，使数千万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城市里安居乐业。
    政策需要适应各自不同的人口现状。2015年前后，中国的工作适龄人口将达到高峰，为减缓不断恶化的人口负担系数影响，就必须重视保持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不要忘记中国为迅速崛起所付出的代价：中国光鲜照人的城市是由被歧视的流动农民工所建造起来的。
2009年有2.11亿农民工普遍无法在远方城市享受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福利。中国的户口制度发挥着效用。在金融危机期间，2000万农民工无法找到工作，悄悄回到农村老家。
    当然，改变户籍登记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压力逐渐增大。上海和其他城市已经开始扩大农民工权益，政府表示将使农民工更容易在小城市中安身立命。城市化和土地改革存在巨大争议，但看来政府目前更倾向于小城镇的城市化。
    为减轻就业压力，中国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扩招大学生，但未料到后果：每年毕业大学生高达600万，其中超过30%的人无法就业。中国当前严峻的劳动力供给反映了一种结构性失衡。实际上，印度至今仍为在保护农村还是发展城市而争论不休。

信息来源：美国《纽约时报》

沃尔玛有一个“秘密特工”调查小组

    跨国零售巨头美国沃尔玛公司通过完善的体制和独立的监管来减少灰色交易生存空间的做法令人称道。沃尔玛有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像“秘密特工”一般长期坚持调查公司内部采购等环节的腐败，对各种灰色交易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沃尔玛自1996年登陆中国以来，就悄然在中国区总部设立了调查组，这家世界最大的零售企业在向中国复制其“天天平价”理念的同时，也试图将业务流程、管理架构带入中国，其中就包括“秘密特工”。与沃尔玛在其他国家的调查组相类似，中国区调查组也拥有高度的独立性，他们直接向中国区资产保护部汇报工作，不受各地门店和总部其他部门的制约。调查员可以随时进入公司的数据库，查看全部商品和供货商的各种信息，对嫌疑对象进行独立调查，有沃尔玛“廉政公署”之称。在中国的零售企业中，采购人员受贿、索要回扣等腐败现象屡见不鲜，但是在大部分供货商的心目中，沃尔玛总体上还算“干净”和可信。

信息来源：《Business Week》

西门子公司指定独立监察官

    西门子公司制定严格的内部监管规章，并且指定一名独立监察官。只要发现存在商业腐败行为，任何西门子员工都可以向独立监察官举报，然后由他决定是否将嫌疑人员停职。
    考虑到下属分部“独立经营”中腐败行为不易被发现的情况，西门子要求这些部门在参与重大项目招标时联合竞标。这样，在参与足球场、医院、机场等大型项目招标时，不同部门的经理必须在递交联合标书前了解相互信息，从而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遏制商业腐败。
    西门子指定独立监察官的举措只是反商业腐败的“一小步”，更大的任务是让反腐败的概念在整个西门子高层中都深入人心。否则，再严格的规章也只会停留在纸上。

信息来源：路透社

企业出纳漏洞

    出纳领取银行对账单、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它非常普遍且后果严重，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企业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或虽然意识到了却不以为然，低估了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不相容职务分离是内部控制的一个基本原理，通常需要分离的不相容职务包括授权与执行、执行与审核、执行与记录、保管与记录，所谓“管钱不管账，管账不管钱”就是不相容职务分离原理的一个典型运用。货币资金是最容易出现舞弊的一项资产，如果由出纳来负责领取银行对账单、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出纳就有可能挪用或侵占公司货币资金，并通过伪造对账单或在余额调节表上做手脚来掩盖自己的舞弊行为。
    80%以上的企业存在出纳领取银行对账单、编制余额调节表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从工作方便角度出发，由于出纳经常跑银行，办理各种收付款，于是便“顺理成章”地领取银行对账单、编制余额调节表。殊不知这种习惯做法存在巨大风险隐患，其实要防范这种风险并不难，只要改由出纳以外的人来负责银行对账单领取和账面银行存款余额核实工作即可，关键是要从思想意识上重视起来。

信息来源：《Smart 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