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海绵一样吸收周边文化的中国神话中很可能蕴含韩国失去的古神话原型。
    ——自2005年初汉城市长宣布首都改名为“首尔”，并向中国提出改名要求后，有关中韩文化之争的事件屡屡在国内掀起波澜。反观国内愈发炽烈的骂声，国民高涨的民族主义背后是对专业知识与事件背景的普遍漠视。2004年《朝鲜日报》的一段话同样适用于今日之中国：“民族主义是以后也必须维护并精心耕耘的能量源泉。如何取用该能源，关系着韩国能否走向2万美元时代。韩国正在反利用这一能源，要开展价值5千美元的战争。”

    公务员热了，冷了什么？
    ——截至10月31日18时，2008年公务员考试报名资料显示，农业部办公厅“综合处科员”的职位报录比为2746：1。接近56%的投票显示报考公务员的原因是“工作稳定、收入可观”。而红网论坛在十七大期间对“十七大，你最关心的是什么”的投票结果显示，前三名分别为：物价、房价问题，反腐败问题，社会福利及保障问题。

    巨变北京速成怀旧情思。
    ——Alan Paul《老外在中国》专栏中的文章题目。他在文章中描述：“在孙河市场周边地区，虽然这条高速公路离一些商贩非常近，路的影子都会罩过来，但很多商贩说公路不会影响到他们；也有人说这里车流量会增加，会有更多的顾客。我感觉到其中掺杂着宿命情绪和乐观情绪。”

    中国新车奔驰在非洲大道上。
    ——开往非洲的中国车实现了原以购买欧洲二手车为主的当地人开新车的梦想。当地汽车经销店的一名负责人表示毫不担心中国车的质量和可靠性问题。他说：“30年前人们都担心日本汽车，现在却是丰田统治世界。”

    100年前，老虎多着呢！
    ——有着丰富老虎记忆的老人们这样说。然而，“华南虎在亚洲巴厘虎、里海虎、爪哇虎灭绝后，短短40年内，再次濒临灭绝处境”。陕西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真假引起了大家激烈的争论，只是，无论照片真假，如果我们不能给予自然以保护，华南虎将迟早在中国灭绝。

   哈佛大学扩建为什么需要50年？
   ——哈佛大学决定投资数十亿美元历时50年筹建新校区，其教务长史蒂文·海门说，哈佛大学并无打算大量扩招学生，虽然他们的学费可以为扩建工程筹款。哈佛大学是目前世界上接受慈善捐赠最多的大学，大约拥有300亿美元捐赠的资产。

    我们也要冲击世界吉尼斯纪录！
    ——10月13日，建业集团组织的“迎奥运、挑战吉尼斯、千车自驾游”活动以参加车辆多达546辆，超过了上海创造自驾游最多车辆纪录325辆而顺利结束，活动全程无一车出事故，无一车长时间掉队。此次活动中，河南交通广播电台进行全程调度报道，有一名车主特乘飞机从广东佛山赶回郑州，四名开封的哥放弃生意拼车参加冲击吉尼斯活动……建业再一次点燃了全省的热情。

    科学技术的力量到达之前，我们已经到了那些世界。
    ——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曾如此说。凡尔纳创作于19世纪的《从地球到月球》中对于登月的描述对比1969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而言，同为3人，同在佛罗里达卡纳维拉尔角，航速几乎相等，降落地点仅相差十几公里。而现代飞船上的返回仓也与凡尔纳的设想十分相似。

      （栏目主持——钟慧）

    金秋九月，收获季节。
    2007年9月22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中国指数研究院三家研究机构联合举行的“2007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发布会”上，建业住宅集团荣膺“2007中国中西部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10”第一名。这是对建业15年来坚守河南，在“盐碱地”里潜心耕耘、播种的认可，也是对建业人15年辛勤付出与努力的回馈。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992年，当建业决定在尚为不毛之地的107国道西侧开发建设郑州首个大型高档社区金水花园的时候，品牌的观念其实就已经深植在创业者心中，不论是对项目产品品质的空前重视，还是首家成立物业管理公司为业主提供专业物业服务，以及首开房地产报纸广告宣传先河和十年还本促销活动承诺的兑现，都映射出一个守信负责的品牌企业的影子，建业，成为河南省第一个进行品牌化运作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而5年前省域化发展战略的确定，明确了建业“根植中原，造福百姓”的核心价值观和“专业化领袖型区域品牌地产开发商”的品牌定位。随着省域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建业在中原城市群的品牌知名度及美誉度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越了解房地产，越信赖建业”成为区域客户普遍认同的准则。
    经过15年沉淀，在“让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的命题下，建业躬耕于16个地市，开发销售商品房总面积逾300万平方米，奉献出了金水花园、城市花园、绿色家园、桂园、森林半岛等引领当地居住风尚的多系列标志性建筑，在不同时期的市场掀起了波澜不小的住宅革命，这些产品历经时间、观念的考验，为建业赢得了现有的市场地位和品牌口碑。

    成者筑于心。
    品牌是产品之外、心灵之上的另一种建筑，是企业最具价值的无形资产。
    品牌的建筑难度丝毫不亚于项目产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15年来，建业在坚持住宅产品质量标准，竭力为所到地市打造城市名片的同时，对品牌的筑建同样不遗余力。在河南，我们第一个推出业主高尚会所，建业物业管理第一个通过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第一个将精品教育导入房地产项目中，并且，我们还是唯一一个为推动当地足球事业而坚守14年没有易帜的足球俱乐部……以优质建筑产品为基础，建业用自己的坚毅和努力塑造了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品牌形象，构筑起以住宅、教育、足球、物业管理等为支点的品牌体系，将责任、诚信、大气、厚重、坚忍的基因深深植入企业品牌之中，也筑在了河南父老乡亲的心中。

    新长征路上的品牌筑建。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建业品牌价值所获得的荣誉只是对建业15年取得成绩的一个肯定，对于建业而言，这只是万里长征的一个开始。 
    首先，自2005年国八条出台开始的宏观调控，到近期提高第二套房贷款首付和利率、国土资源部规范土地出让行为措施的出台，以及即将实施的物业税等，长达3年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累积效应逐步显现，现有的房地产游戏规则正由量变到质变，卖方市场将重现，行业洗牌将加剧。
    其次，就河南市场而言，市场竞争强度也日益加大，自2003年郑东新区开始建设，继江浙地产企业巨头绿地、绿城等掀起了进军中原地产的第一波浪潮后，今年下半年以来，以广东恒大、香港路劲基建、广东碧桂园等为代表的一批粤港地产巨鳄大力布局河南、逐鹿中原，使河南外部市场竞争强度日益加大，建业品牌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更多挑战。
    在建业内部，年初开始的企业治理结构变革尚处于磨合期，管理基础有待进一步强化，集团为日后顺利实现IPO而进行的系列经营管理规范正在行进和完善中。
    所有的这些，都注定建业新的长征不会一路坦途，对建业的品牌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及以后，建业项目众多，地市市场各有差异，如何保证各项目的均好性、先进性；如何通过项目营销与消费者联结，构建强势品牌；如何充分发挥建业的品牌影响，拉动项目营销，实现营销与品牌全面和均衡化发展，都是我们需要思考和力行的重要命题。
    省域化发展战略的逐级推进和深入执行，项目数量的不断急剧扩张，数量庞大的客户业主遍布全省，网络媒体、社区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随经济发展而不断产生和扩大的目标消费群体，都对建业新时期的品牌管理和运营提出了更加专业化、精细化、规范化的要求。
    未来，品牌竞争力将是企业最持久的核心竞争力。优秀的品牌必将改变现有行业秩序、价值观念和市场份额分配。有着清晰战略目标和企业理想的建业，在建筑品质住宅，让河南人民住上好房子的同时，更要在中原百姓的心中筑起稳固的品牌大厦。唯如此，才能适应更趋复杂、更高层面的市场竞争。

 （文字执笔：闵远东、关健）

    关于人生的认识大致有两种来源，第一种似乎是来自本能，关于自己要做什么、要成为什么人的想象，这种认识有时候来得没有充足的理由，却非常迫切。就像从某一阶段开始，也许是因为机缘巧合，也许是在法国的经历让我发现了生命中注定要去喜欢的东西，我忽然喜欢上了建筑，喜欢上了摄影，喜欢上了设计，喜欢上了几何抽象派。另外一种认识，也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但却要来得踏实得多，它完全来自生活经历中的种种触动，欧洲之行，摄影之外，有两件事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一次是在法国的格勒诺布尔。格勒诺布尔是法国的工业重镇，被称为法国的硅谷，城市也非常新。那次是去拜访当地的建筑学院，到了之后才发现，这座建筑学院与一个叫Arleguin的小区连为一体。不仅是这座学院，周围的文化中心、图书馆、商业中心、写字楼、停车场以及轻轨站都在二层用长廊与小区连为了一体。小区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最大的特点是所有住宅底层架空，连续布置的住宅像树枝一样构成了小区骨架，也是小区的步行道系统。分散的公共设施像树叶长在树枝上，布置在步行街的两侧，很好地继承了柯布西耶提出的“独立基础的柱子架空底层”原则。小区的中央是一大片绿地和一个很大的人工湖，湖水非常浅。那天去的时候正好旁边的几所幼儿园下课了，家长们在湖边闲聊，孩子们在湖里嬉戏打闹。
    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这个社区也仅仅是一座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整体式小区。很快就发现了它最特别的一点：小区里井然有序地分布着廉租房、高档公寓和私人别墅等不同类型的住宅，错落有致却又归为一体。而在那座人工湖里玩耍的，不仅有白皮肤的法国儿童，还有很多北非裔移民的孩子。
    长久以来，都有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困扰着西方发达国家，那就是贫民窟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张，而拥入城市的农民和移民则不断地被政府驱逐，或用廉租房安置在城市边缘形成了贫民窟，这是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在20世纪普遍存在的现象。时至今日，贫民窟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在不断显现出来。首先，生活在贫民窟，很难找到工作，失业率高，在英国甚至出现了几代人连续失业的情况。其次，穷人和穷人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缺乏主流社会的人文关怀，更容易引发对社会的集体不满，2005年年底的法国全国性的骚乱就是最先从巴黎东北部的移民聚居区引发的。
    而在这里，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穷人和富人按照一定的比例居住在一起，客观上给穷人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这让他们的孩子从小在一起玩耍，一起接受教育，用实际行动给成长中的孩子灌输了平等的概念。
    突然想到国内的城市建设。无疑国内现在的廉价住房数量是不能满足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的需求的。但我们最终并不能仅仅以解决廉价住房的数量为目标，创造一个和谐融洽、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环境，才是真正需要去努力的。
    另一次是在日内瓦。那天上午看完车展，在日内瓦湖边拍照。瑞士人在日内瓦湖里建了一座很小的人工岛，由一条木道连接至岸边，方便市民欣赏湖景，也形成了一个小型港口。我在那里漫步，看到前面走过来三个年轻人，穿着旧T恤和牛仔裤，背着巨大的旧行囊，手里拿着三脚架和啤酒，看起来应该是已经在外游历了很久的旅行者。三个人走到湖边，坐在台阶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用面包屑喂水鸟，聊到开心处大笑起来。
    那一刻，我深深嫉妒起他们，因为感觉他们是那样的快乐。那是一种非物质的快乐，和我们中国人从小接受的功名利禄式的教育完全不同。最美好的记忆，最能打动人的快乐，也许就应该是这样，不用寄托于物，而是一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充实。
    不禁想起了钱宁在《留学美国》里写的一段话：“1989年，在我抵达美国的第一天，曾看到密歇根大学学生们校园周末聚会的欢乐情景，我内心感到震动，在那一瞬间，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中国人——至少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有另一种生活。那反反复复的运动、批评、斗争、游行和举国欢呼、群情激愤、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等等，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然形式。”

（施炜，80后摄影师、特约撰稿人。）

    彭翼仲一觉醒来，北京城已经破了。
    “一觉醒来”只是修辞。除了彭家耳聋的老太爷，满北京九城有谁睡得着？自远而近，隆隆炮声响了一天一夜，家家都把门关得死紧，只敢从窗角纸缝里偷偷看天边不灭的红光。入夜后，四周的声响反而大起来。砸门声，叱骂声，打人声，放火声，毕毕剥剥，窗棂很快就被映红了，当妈的死死将孩子按在被窝里，不许哭，大人们屏住的呼吸，在黑暗的空气中清晰可闻。
    下半夜，开始过兵。咔咔的皮靴声，刺刀尖噼啪的摩擦声，偶尔一两句大声的呼喝。听不懂，国语（满洲话）？不像。蒙古话？也不像。
    有智识的人都知道，洋鬼子打进了北京。
    天已大亮。家人霍四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整个……整个北京城都被洋人占了！皇……皇上、皇……皇太后都跑了！……”
    彭翼仲第一个反应是将食指竖在嘴边：“嘘！轻声，别吓着老爷子！”
    皇上皇太后弃城而走，北京变成了洋人的天下。六百年来，这是头一遭——咸丰十年八月，皇上也跑到热河去了，但英法联军并没能进九城！哪怕像崇祯皇帝那样吊死呢，也算给老百姓暖暖心。还说什么要“死社稷”！
    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九城被划成了八个分治区域。彭家所在的粉房琉璃街，在美国军队辖区范围内。
    驻了洋兵，地面上反倒安靖。前段日子，闹义和团，火烧大栅栏四十二家当铺，火光照亮了半个北京城，白昼抢劫，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义和团大师兄要借彭家设坛，彭翼仲拒绝了。半夜，一团火把扔在彭家凉棚上，幸好彭家有从天津带回来的两具灭火专用的“激筒”，不然，这个家早没了。
    而今，户户闭门，家家龟守。巷口的那家，早早儿在门首挂上了花里咕噜的美国旗。好一个顺民哪！半个月前，是谁在大街上叫嚷“不信神团，老祖降祸，叫你们一个个都家破人亡”？
    只有彭家不关院门，照常进出。彭翼仲去过上海，见过洋人的声势。他劝合家莫要惊慌，洋兵的纪律比较严，不见得会比团民更糟。
    他竟错了。七月二十四日午后，大雨骤至。霍四正要关院门，皮靴踏着水洼的响声，进来了四名美国兵。
    他们比比划划，似乎要避雨，又指着天空，好像要什么东西。彭翼仲的小儿子在檐前玩水，此时大概吓呆了，一动也不动。也没有人想起来去抱他。
    霍四半天才明白，他们要水洗脸。洗完脸后，一个美国兵摸出一块生银、一包碎银，想塞给还在檐下呆看的彭家小儿。这时老妈子才反应过来，上去推开美国兵的银子，匆匆将小儿抱进了屋。
    美国兵挥舞着手里的银子，直喊：“突打拉！突打拉！”什么意思？一家人的眼睛都望向彭翼仲。他不得不出面了，从衣袋里摸出两块银元，走过去递给美国兵，一面向家人解释：他是想用他的碎银换咱的银元哩。
    谁知美国兵一见银元，脸色立变，大声呼喝了几句。一个兵留在门口，三个兵冲进了堂屋。
    彭家的箱橱、柜笼，哪一处不被他们翻到？他们并不理会一边呆立的主人们。见到女眷，还脱帽行个礼，又趋前握手。几位奶奶羞得不行，又不敢不握。
    美国兵取走了所有的首饰、时表。步声渐渐远去。霍四关了门。一家人或立或坐，一时都说不出话来，只听着檐前的雨声，又大又密，终于也小下来。彭翼仲勉强振作了一下，强笑着道：
    “大伙儿都歇歇吧。想开些，咱们这就算是亡了国了，有什么还是自己的？……要是咱们的旗兵、拳民占了人家的京城，大家想想，那是什么情形？没伤着人，咱就念佛吧。”
    于是屋里人渐渐走动，收拾器具。大奶奶扶起翻倒的凳子，说：“老爷，您心可真宽！”
    洋兵又来过两次。头一次是胡乱抄掠了一通，用枪刺逼在彭翼仲胸前，要“打拉”。彭翼仲闭上眼睛，准备死了。洋兵见他不怕死，反倒撤了。第二次是在半个月后，几名美国兵半夜破门而入，到处搜抢财物。彭翼仲正在灯下记账，钱箱被一个美国兵抱起来就跑。这下他也就横了心，全当上次已被洋兵打死，一把抓住其中一个，猛力夺他手中的钱箱，哗啦一声，银元散了满地。彭翼仲紧紧抓住洋兵衣服不放，一手在炕上摸索刀剪，准备剪下衣角做证据。他听朋友说，只要有证据，可以去美国兵营里控告士兵的不法行为。这些洋兵只敢半夜来抢，说明他们也心虚。
    洋兵回肘一拳，正中彭翼仲的左眼。吃痛手一松，洋兵逃走了。虽然没留下证据，彭翼仲第二天还是去了美国兵营。这一带被美国兵抢劫的人家不在少数，但谁敢去告啊？街坊在背后议论说，只有彭家二小子，念过书，做过官，八成还入过洋教，才敢去跟洋人打这种交道哪。
    不料这一状竟告准了，美国领兵官戴理孙当天贴出告示，要求当地商民每户预备胭脂水，和上煤油，如有兵丁入户抢掠，就用这种胭脂水洒在他们衣服上，兵营里自然会查办他们。这张告示贴出去后，再没听说附近有洋兵扰害商民的事情发生。街坊很感念彭翼仲，彭翼仲心想：这要是八旗、绿营、湘勇、淮军……谁敢告？能告准吗？什么叫文明国？你们这下该知道了！
    彭翼仲敢跟洋兵撕掳，不是他要钱不要命。实在也是过不下去了。未闹义和团的时候，每斤白面只要当十钱四百文，现在呢，要八百。听说，西、北城旗人聚居区已经涨到了一吊多！
    彭家遭劫之后，也剩不下什么了，一大家子等着吃饭。怎么办？彭翼仲并没有六品官的架子，他给各家送过水，每天拉一架大车，走街串巷。后来借了朋友一笔钱，在果子巷开了个挂货摊子，主要贩卖皮衣皮帽，捎带着南北杂货。
    那天从巷子南口走过来一个人。走近了摊，一言不发地看货。彭翼仲仔细看看，这不是肃王爷？平日里哪天不是前呼后拥十几号人？大轿子抬着？今天也落了单，还步行。认是认出来了，他不敢打招呼，怕人面子上挂不住。
    肃王爷倒没什么，兴许这两个月习惯了。看了一会子，问了问洋瓷茶碗的价钱，走了。
    彭翼仲回头对伙计说：“洋兵进城，有没有好处？头一件，高低贵贱都没了，大家都是平头百姓！”
    挂货摊子不挣钱。彭翼仲发现隔壁有家磨坊，已经关了张。白面这么贵，还供应不上。他决定租了这间磨坊，开面店。果然，开店之后，生意奇好，西北城的难民都来贩面。那天来了一位，几乎是打地上爬着来的。彭翼仲给他相了半天面，认出来了：“这不是吴大人吗？！”
    吴大人是由江宁织造选派来京办理老佛爷衣饰的，就住在西什库教堂后面。彭翼仲因为同乡的关系见过一面，觉得此人倨傲得很。谁知城一破，联军记得围攻西什库教堂的仇，将附近街道屠掠一空。吴大人在死尸堆里过了好几天，又到城门洞下与难民乞丐为伍。这时已经快饿死了，听说彭翼仲开面店，赶紧爬上来投奔。
    彭翼仲让他在家休养了几天，借他一匹老骡，每天驮上几十斤面，牵到西安门内，卖给难民，就便自己糊口。辛丑条约签订后，吴大人回了南方，又当了他的富翁。听同乡来人说，他在家里设了佛堂，每天高诵佛号，祝彭翼仲彭恩公长生不老。
    彭翼仲那时已经办了蒙养学堂，不教“三百千”和四书，只讲些历史、地理和光电化学，听到这种情形，大摇其头：“他不想想，庚子拳乱是怎么闹起来的！还不是拜佛设坛！他还每日念佛，愚不可及！愚不可及！”
    过了三四年，彭翼仲念及民智不开，才会野蛮排外。为了教育民众，让庚子变乱不再重现北京，也为了让中国人有说话的权利，他和妹夫杭辛斋、好友梁济等人办起了《京话日报》。
    有一日彭翼仲坐车回家，在东交民巷口，远远看见两个德国兵赶车运货回营，嫌前面的一辆人力车太慢，跳下来就打，打车夫，也打坐在上面的老者。彭翼仲大怒，立即叫洋车跟着德国兵车，可惜一路上两个德国兵都不曾回头，就进了兵营。彭翼仲只得与德国兵营守卫对了对表，记住是午后两点十分。
    第二天，彭翼仲将此事写成文章，痛斥德国兵无理，并警告德国兵营应该惩罚打人者，刊在《京话日报》上。第三天，外务部请他去。
    外务部说，德国公使来函，要求《京话日报》指认打人者，不然就算诬告。外务部要《京话日报》自己了结此事。
    彭翼仲已经不是当年去告美国兵的彭翼仲了。他没有再去德国兵营，只是在报上作答说，自己没有看清那两个兵的面貌，但出事时间地点如此明确，军营规章严明，难道找不出凶手吗？据说德国兵营居然认真追查，惩处了打人士兵。
    1904年12月28日，《京话日报》刊出《敬贺各国新年预告各国使馆卫队的长官》，希望各国使馆在西历新年期间管束士兵，不要骚扰中国百姓。两个星期后，有读者来信，赞扬《京话日报》的舆论力量，新年期间，果然没有洋兵进入华界生事。
    一时间，彭翼仲被人骂“汉奸”、骂“洋报”的委屈，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高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博士。）

    留学改变中国
    “留学改变中国”，是一家周刊的封面专题，它不乏哗众取宠但又入情入理，甚至提供了一条中国是否完成现代化的标准：“除非有一天，西方留学生到中国来，也是为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政治、哲学和艺术。只有到了这一天，才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完成。”自135年前的“留美学童”至20世纪80年代的“洋插队”风，现代化发展冲动下的中国涌现过几股蓬勃的“留学”潮，前所未有地，那些莘莘学子的“行域”和眼界同家国的存亡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容闳、严复、詹天佑、孙中山、邓小平……这些闪耀的名字清晰标注了中国现当代的留学史，同时也是读懂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关键词。清末至1949年以前，中国留学生一直带着强烈的民族自救意识。这种意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有时甚至显得非常悲壮。1949年以后，寻找救国真理的历史宣告完结，留学生开始负担起在科技文化领域追随世界先进潮流的重任。新中国成立伊始，虽各门科学进步缓慢，一群在旧时代留美归来的科学家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展原子弹和人造卫星，在冷战时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国力。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政治家、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政中国，出国留学工作被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开启。此时，“文革”初停，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们洋溢着追赶世界时不我待的热情，这一批留学生，依然延续着理想和道义的色彩。而今，这一代留学归国学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精英，在各自的领域开始显示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在《海归的羞耻与责任》这篇文章里，著名学者陈丹青曾如是阐释前几代留学生的社会理想和责任感。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行域的拓展自身并不能支撑我们走得更远，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提升充实自身价值观的空间。自五四时期的“科学和民主”始，价值追求和社会理想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的传统，也正是借此，他们始终走在时代大潮的前列，在那些曾经风雨如晦的时期延续着现代化国家的梦想。但在“留学生”一词的词性逐渐发生变化，开始靠向贬义的今天，我们无奈地发现五四时期高扬的两面旗帜在不断缩水，最后只剩下技术。
    四百年前的一朝落后，其后效性延续至今，我们依然在承受着历史的负担。“留学改变中国”，负气而沉重，不仅是放眼世界那般简单，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接续历代远涉重洋寻求救国真理那些先贤的理想，是它更为丰富的内涵。

    上山下乡，错乱的旅程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时光倒流重新来过的机会，所以，米兰·昆德拉说：“一切都事先被原谅了。”当然，也包括广受非议的“上山下乡”。因为这段历史是我们目前生活的重要基础，所以，任何极端的评断都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几千万青年在盲动或强制的驱动下，背井离乡，踏上时代赋予的错乱旅程，从而形成了知青一代独特的群体气质和人生轨迹。
    从知青文学到大众影视剧作，我们看到，知青下乡的全景图因日渐泛黄而散发出了越来越多的温馨气息，乃至有人呼出“下乡支边的生活经历是苍天给我们这一代人的馈赠”。其实“馈赠”是确有其事的，大跃进和“文革”后国家工业农业几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数量巨大且极具政治热情的无业青年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境遇如此，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投身于边远农村接受肉身和精神的磨砺，的确要比大串联、械斗来得更加不虚此生。
    “决定你的是知识结构。”作家阿城如是说。上山下乡曾经使不少本该是专家学者的学生丧失了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以至于80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但它也同样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更为丰富多样的文艺界。作家王小波、梁晓声、张承志……；诗人食指、芒克……在知青点多少个孤寂的夜晚，唯一能够慰藉那些年轻敏感心灵的就是交换来的书籍（其中有许多“禁书”）。在远离行政管理中心的乡下，他们反而获得了宽松的交流和创作环境，并塑造了自成一系的知识构成。
    “和最穷苦的人民在一起改变中国的面貌。”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已经难以理解当年那些知青的激情与梦想。然而，面对艰辛落后的农村生活，带有政治狂热的年轻人却注定要陷入幻灭，热情消磨，放弃曾经坚信不疑的革命理想乃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便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但是，无论如何，上山下乡提供给那一代人冷静思考的机会，在此之后，火热的意识形态斗争开始减弱，返城的无业知青亦开始进行商业方面的多样尝试，这无疑都为其后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埋下了伏笔。
    斗转星移，当年的知青们如今已然占据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主流地位。从我们的社会实践不难看出这个群体的一些闪光之处：思想饱满、性格刚毅、务实且富于理想主义，这些无不能从那段错乱的旅程中找出些端倪。

    只要当初没听见远方的鼓声，我就不必寻觅那是什么歌曲；既然我已经看见另一条路上的美景，那么怎样崎岖我都不在意。本来也可以让我的呼吸不用费力，本来也可以让我的快乐比较容易，只要，我甘心。

——《本来也可以》

    联想：怎能失去联想
    2007年，品牌管理咨询公司Interbrand和《商业周刊》联手请中国内地以外的营销和商业专家对中国品牌进行了认知评估，其中53%的回应者知道联想这家个人电脑制造商。
   “联想”一词原本就为这个企业带来了突破与无界的含义，远在1992年，全国电脑销量只有20万台时，柳传志就敏锐地嗅到了电脑家庭时代的气息，“联想1+1”得以成为中国第一个家用电脑品牌。1996年初，中国的PC市场仍然在外国公司制定的市场规则下缓慢前行，而联想奔腾机与奔腾586的同期下线，实现了主流机型与国际同步，以及新产品的大众化定价两场战役，不仅使它真正成为中国个人电脑行业的领先者，而且机型主流化与价格低端化也成为行业内通用的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曾在2004年12月8日，联想宣布收购IBM的PC及笔记本电脑业务后就这一事件的意义进行思考：这是中国在实现后现代过程中，走向世界的一种新选择。其特点在于，在技术实力不足的国情条件下，把市场力转化为资本力，再用资本力整合生产力，以企业强国方式走向世界。
    2008年的奥运赛场上，联想正在等待中国PC另一个覆盖全球的话语权。

    蒙牛：一生做奶业也不够
    看到新西兰的乳业支柱地位，坚定了建设“中国乳都”的决心；看到日处理3000吨牛奶的加工厂时，感慨“我们的距离太大了”……澳新之行后，蒙牛决定建设“千吨工厂”和“全球样板工厂”。
    2002年，蒙牛拥有了全球最大的液态奶单体车间，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拥有国内行业体量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立体智能仓库。牛根生自豪地说 ：“这个仓库有18000多个仓位，可容纳14000吨牛奶，24小时智能化操控，不用人工。像这样的仓库，中国目前有五个，前四个都是放导弹的。”
    蒙牛以如此的标准培育消费者的口味，提倡全民喝奶，但不一定喝蒙牛奶，更是做大了行业的蛋糕。
    根据今年9月12日的《2007年度中期业绩报告》，蒙牛首次跃居同行业首位。

    建业：共中西部齐飞
    眼界之界，不仅在于外，也在于内；不仅在于红海，更在于蓝海；而企业家的责任感，更在眼界之外。
    经历过香港的地产繁荣，却选择回到家乡河南在初起步的地产市场精耕细作；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且出访过数十个国家，却甘于回到中部“向下再向下”。1992年，在南方“荡起滚滚春潮”之际，胡葆森从香港回到河南，建业住宅集团由此诞生；2002年，建业突进河南地级市濮阳，省域化发展战略由此开发，其理论与模式之独特，被业界称为“建业模式”。
    冯仑曾说，市场经济的残酷在于做一个好人是要买单的。相同的，抚育一个欠发达的市场甚至地域更是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需要更大的耐心与信心。
    自诞生日起，建业俯身用一点一滴的行动改变这片土地。无论是建业创业初期在省内实现第一家按揭贷款，还是在中国房地产界空前绝后地承诺“十年还本”，无论是在2005年作为中部首家企业分别获得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和建设银行香港分行的高额贷款，还是2006年与亚洲最大上市地产公司新加坡嘉德置地的中国全资公司凯德置地的联姻，更不用说苦心孤诣十四年以一企之力经营建业足球俱乐部从未易帜。
    15年来，建业所到河南16个地市，无不成为当地的行业制定者，从营销模式到建筑流程，从产品到服务都成为当地开发商竞相模仿的对象。河南各地市客户群和联盟商家的培育更迅速地勾勒出建业在全省搭建的服务网络……
    2007年9月，建业住宅集团荣获2007中国中西部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10第一名。
    而这一年房地产业的投资与开发都向二三线城市倾斜已经证明了建业省域化发展模式的前瞻，建业和河南这块地域的价值还需要我们认识得更远。

（文字执笔：钟慧）

时代，改变等待看到的一切
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诞生在自己的时代中，在每一个时代里，任何改变都需要等到我们看到了，悟到了，才会发生。
天地本宽，岁月本长，在瞬息万变的大潮中，如何能够不自悯不自隘，改进生活，成就自我，取决于我们选择让自己看到些什么！

    这次回国，同一些企业界的朋友见面交流，他们都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王先生的角度看，什么是日本的企业管理？是丰田模式，还是松下理论……”
    面对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问题，我这个在日本工作12年的企业老员工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好将自己在日本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讲给他们听。没想到，朋友们却感到意外的惊喜，他们说 ：“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日本企业管理’。”

    点滴之一：对时间的思考方法
    我最早去的日本企业是一家有150个社员的公司，平均年营业额在3.5亿元人民币左右。社长由于非常喜欢喝啤酒和听中国的趣事，经常下班后约我喝酒、聊天。有一天，我喝得“半醉”，问他：“你知道我们办公室的人每天都希望你干什么？”社长立即答道：“我清楚得很，希望我早下班，你们好溜！”真是一语中的。

    下班时间——滞后思考原则
    在办公室，下级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在生产现场，上司随时处于保障状态。

    在日本企业中，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职务越低，下班时间就越晚。因为下级必须随时准备回答上司提出的问题，随时为上司提供所需要的材料，随时执行上司的每一个命令。
    只有当上司离开公司之后，下级才会有自己的时间，才能整理属于自己的内容。在日本，员工们都会意识到：从社长到职员，来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工作，每一个下级的工作只是上司工作中的一部分，只有优先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才能保证上司工作的完成。
    大家不仅要问，难道下级就不能比上司早下班吗？不是的，下级同样可以在上司之前下班，只要你在下班前同上司打声招呼，告诉他“我有事要先走，什么资料放在什么地方，需要回答的问题可以找谁”等，就行了。不仅如此，上司在下班之前，也要同下级打招呼：“我要下班了，你们还有没有让我急着办的事？”这种每天都相互通气和相互关照的企业风气，奠定了日本企业严格管理的基础。
    而生产现场下班的时间顺序与办公室下班的时间顺序恰恰相反：职务越高，下班时间就越晚。这是因为，无论多么优秀的决策人和上司，一旦签订了契约，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在交货期内生产出满足客户要求的优质产品。这个产品的真正生产者是员工。而且，无论多么优秀的员工，不仅无法独自完成某一个完整复杂的产品，还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必须要上司大量的协作和协调来保障员工的操作。如果上司先于员工离开现场，当天的任务就有可能完不成。
    比如，一名日本太郎需要在正常的7.5小时内完成工作，上司不仅要听取太郎对当天工作完成情况的汇报，同时要听取太郎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在太郎下班之后，上司还必须为太郎准备第二天早上的工作，要使太郎一上班就有活干。所以太郎的上司就算工作效率再高，在太郎下班之后再花上20分钟或半个小时是必需的。
    因此，下班时间滞后不仅是日本企业最普通的做法，同时也反映了日本企业管理中的一个最基本法则：报告——联络——相谈（商量），简称“报联相”。由于日语中“报联相”与“菠菜”发音相同，我们中国人就戏称为“菠菜法则”。

    点滴之二：模仿与精干
    在日本生活时间稍长一点的人也许会发现，日本中小企业人员素质并不高，工作环境和软硬件设施也不比国内同行好，但效率却很高，很有活力。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一是模仿；二是工作团队编制精干合理。

    提倡模仿
    学习和继承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模仿。

    中国有一句谚语：照葫芦画瓢。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照葫芦画瓢的人都很笨，没有创新，没有出息。其实，对普通人来说，一生中的创新也就那么一点，大部分还是学习和继承别人的精华，而学习和继承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模仿。
    我有一个朋友，过去在日本是从事铁路桥梁的设计的，他告诉我，拿他在日本的公司来说，大部分雇员的素质不及他现在国内设计院的同事，但设计图和设计计算书的质量仍然很高。原因是日本企业选用的样本比较标准，雇员也照样本认真做，因此做出的东西质量很高。
    每当新设计规范发行时，“日本铁道综合技术研究所”就会发行相应的设计算例或范本。设计算例都是由专家做的，并且经过了反复检查审核，覆盖了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堪称精品。这些精品说穿了就是为了教大家模仿用的。
    每当要进行设计工作时，设计人员便选出相应的算例，然后基本上按照相同的步骤展开工作。通常情况下，按部就班就能完成80%～90%的工作，剩下很小的一部分才请教专家或通过集体讨论解决。
    一个工程下来，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都进步显著，几个工程下来就会在头脑中形成一整套设计思路，并且通过总结还可以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和措施。几年下来，大部分人已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了，优秀者甚至已成了专家。所以模仿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和进步的方法，应该提倡模仿。

    编制精干合理
    “三三制五人团队”：每个小组由1名主任设计工程师领导4～5名设计人员。主任设计工程师1/3的时间用于指导；1/3的时间用于自己设计；1/3的时间用于管理、协调。
    仍然以我朋友工作过的土木设计咨询公司设计部为例。每个小组由4～5名设计人员组成，在一名主任设计工程师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称为“三三制五人团队”。即：主任设计工程师1/3的时间用于指导工作小组的设计；1/3的时间用于自己部分的设计；1/3的时间用于管理、协调，解决技术难题及平衡工作。
    从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以这样的小组组成的团体既有强大的战斗力，又比较精干，分工较清晰，人员不容易重叠，便于管理，并且能很好地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各小组负责人既要具有较高的设计水平，又要具有较强的协调、交流和平衡能力。各小组之间实行公平竞争，完全以业绩进行考核。但各小组之间的设计成果毫不保密，一旦哪个小组有好的建议、方法及成功的经验，立即在其他小组推广。既提高了效率，又充分发挥了设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这样的编制和时间分配也使各小组负责人管理任务并不繁重，有充裕的时间自己进行设计和指导小组成员进行设计。各小组中指定一名各方面能力比较强的预备负责人，以备在特殊情况下临时接管负责人的工作和职务。由上级领导指定的具有很高设计水平和协调能力的总监监督总体工作的进展，解决技术难题，协调与各分包公司、上下级公司的关系以及向业主汇报工程进展。各小组负责人每天向总监简要地汇报工作。总监每周定时召集所有的设计人员召开短时间的业务会，公开表扬业绩好的小组及个人，赞美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人员，并承诺业绩和合理化建议将作为颁发奖金、评定职称的一个参数，以此激励人们的聪明才智和灵感，保证工程一直能按高质量、高标准进行。
    大型工程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产品，即使是天才所发出的光芒也是有限的。有着精品范本作为参考，再通过合理化的编制、强有力的工作小组以及适时的横向和纵向的协调工作就能集思广益，威力无穷，创造出最好的作品来。

（王正林，现任职于日本共同电机株式会社，曾任教于重庆通信学院。感谢《商界·评论》的支持。）

    据说，华裔建筑设计第一人贝聿铭最为敬重的两个大师，除了现代主义的奠基人密斯·范德罗，就是这位被称为建筑界的哲学诗人的路易斯·卡恩了。
    卡恩是一个多面型的大师，在思想、艺术、建筑理论与实践等各方面都有极佳表现。他的思想中既包括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哲学的根基又糅合了现代主义的浪漫和东方文化色彩。他的建筑往往像诗一样艰深，充满了隐喻的力量。而他的实践则是为这些诗句般的理论所做的最好注解，无形中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905年，路易斯·卡恩随父母移居美国费城，幼时的他已经表现出超人的绘画和音乐天赋，在以后提出的建筑理论中，他经常将建筑的创作与音乐联系在一起。
     卡恩的建筑风格取向曾经有过幅度较大的摇摆。1928年，卡恩赴欧洲游历，他在这一时期接触到了欧洲的先锋派建筑艺术，尤其是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古典主义建筑理念开始动摇，功能主义此时对他来说显得更有吸引力。但青年时期的卡恩在建筑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成绩，在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萧条的年代，他没有为自己找到展示才华的机会。这种事业上的缄默一直持续到1947年，这一年，他开始担任耶鲁大学教授，并成为耶鲁大学美术馆扩建的建筑师，负责该馆的设计。
    耶鲁美术馆是卡恩在密斯·范德罗美学观的基础上进行的再次创造。这座建筑在战后的美国具有一种纪念性的文化意义，与当时美国出现的一些正式建筑所表现出来的庸俗外表相比，美术馆更完美地体现了建筑语言的内在本质。在外形方面，建筑师隐藏了建筑的骨架，而密斯通常是将建筑物骨架的表现放在优先的地位。另外，一些以前在建筑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元素如外墙、地板等在这里受到了重视，被赋予纪念性意义。密斯·范德罗注重构图上的对称分布，而卡恩却通过专门的处理来掩盖实际存在的对称秩序。耶鲁美术馆的空间由四个方向的钢筋混凝土架构来决定，它们围合在一起组成了楼面地板，或者说是建筑师以方柱和规律的格子将空间划分成了四个基本部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这种创新，有人因此批评耶鲁大学美术馆缺乏结构上的韵律感，对建筑的功能组织和视觉感受没有做出太大奉献。
    1952年到1957年间，卡恩与建筑师安唐进行了合作，他们在此期间设计了费城市政大厦方案。在设计中，这是一座以三角形为基本单位的高层建筑，这个多面几何体以伸向四方的混凝土楼板维持着稳定，而以垂直构架来抵抗来自横向的风力等。这在建筑设计上是一种非常新奇的设想。
    关于自己的建筑思想，卡恩曾有一段精彩的阐释：“哥特时代的建筑师使用坚实的石头来构建建筑，我们现在则使用中空的石头。由结构组成的空间和结构本身同样重要，这些空间从密不透风到开了窗洞然后可以采光通风甚至大到可以居住通行，它们按照一定的尺度排列组合在一起。如果是为了显示某种风格而在设计建筑时表现这些窗洞，那么这些造型上的尝试必须来自对属性的深度认知和对秩序的坚定追求。如果要暗示出建筑秩序，而将结构隐藏起来的手法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样做的话就损害了艺术形式的发展。我相信建筑和其他的各种艺术一样，艺术家们总是在本能地保持着该作品是‘如何造出来的’这样的痕迹。现在的建筑通常都要求进行润饰的处理，可以将那些人们的视线可以到达的地方进行美化，另外也可以消除那些可以合并在一起的接头部分。结构应该满足空间的大小及其机械性的要求。假如我们在进行建筑设计方面的训练时，构建了一个想象中可行的结构，当自上而下对其进行描述时，混凝土或者是钢结构的那些结点应该得到强调，它们即是这座建筑‘如何造出来’的标志。以此为基础，装饰才能以我们所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将窗、风管、水电管等穿过这些重要的结点，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表现‘如何造出来’的手法是一种梳理，所有的建筑师、工程师、绘图员和营造者等都是在这一过程中做着这样的梳理。”
    上面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卡恩后期建筑创作的基础理论，建筑师以此说明了“建筑本身的要求”是什么。在耶鲁大学美术馆和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大楼这两座建筑中，建筑师的实际体现出了这样的原则。
    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实验大楼的建造开始于1957年，1961年完工。同耶鲁大学美术馆一样，卡恩在这座实验大楼上所采取的表现方法与模式，很少受到那些来自见诸程式的经验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一种机能与造型相分离的情形，建筑师要创造出这样的造型必须是建立在对此建筑的整体运作模式有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实验大楼的空间切分极具逻辑性，它们使这座建筑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紧张的造型状态。
    卡恩的整体建筑观念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逐渐形成的。早期的卡恩受到古典主义的影响，后来则受到功能主义的影响，而在罗斯福新政之后，他又一次回归了遥远的历史传统，创造出具有严整秩序的结构造型。而1954年建造的犹太社区中心又一次显示了卡恩建筑手法的全面转变。此时，卡恩对于历史的参考似乎已经背离了西方的传统，建筑师将眼光投向了带有伊斯兰教风味的建筑文化。
    1959年至1965年间，卡恩设计建造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生物疫苗研究所。他将整个建筑划分为工作、集会、生活等几大功能区域，在与每一个实验室楼层相邻的下一层都专设一个整层以做服务之用。卡恩在研究所的设计中将空间区分为“服务的”和“被服务的”，把不同用途的空间性质进行解析、组合。这种设计观念突破了学院派建筑设计从轴线、空间序列和透视效果入手的陈规。建筑师的设计也并不完全是在考虑功用，为了建筑的造型，卡恩同样也会对空间进行特殊的处理，如研究所的服务性部分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或者隐藏。
卡恩不主张建筑只体现其功能，盲目地崇拜技术和程式化的设计会使建筑缺乏立面特征，每个建筑题目必须有其自身的约束性，其上所依附的精神意义应该得到张扬。这可能是为什么他最好的作品都是用于宗教或其他极为庄重场合的原因，如孟加拉国达卡国民议会厅。卡恩认为，在建筑被赋予一定的社会使命时，就不能只是再单纯地讨论所谓的机能主义，建筑本来就应该具有超越其使用功能的意义。
    卡恩关于建筑的著述颇丰，重要著作有《建筑师富于空间想象的创造》、《建筑、寂静和光线》、《人与建筑的和谐》等。
    同许多顶级的建筑大师一样，卡恩的建筑思想富于哲学意味和浓浓的禅意，最能集中体现他诗人特质的一段话是这样的：音乐与建筑具有非常相近的特征，作曲家记下乐谱，是为了使自己创作的音乐能够得到复现，而建筑师在创造一座建筑时，同样也希望在空间和光影的变化中寻找到和谐的旋律。

（夏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

    五进五出历代皇宫，颠沛流离800余年，谁料《清明上河图》的重新登场竟如此黯然仓促。
    1950年冬天，中国大地战火初熄，东北博物馆（辽宁博物馆前身）开始着手整理战争中缴获的文物。日后名闻中外的古书画鉴定权威杨仁恺先生从一堆摹本中将画轴选出时，一时感触万千：他被眼前这卷古画所震撼，几乎就要脱口喊叫起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长卷绢画，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一望便知是那种年代久远的物品。而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都体现着独特的古老绘画方式，与先前所见的仿摹品有着天壤之别。这幅长卷上虽没有作者的签名，但后半段却有大量历代名人的题款印章。仔细观看，历史上的收藏者们的题跋透露出重要的信息，结合此画的时代风格，杨仁恺初步断定它就是800多年间见录于各种画记、却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北宋张择端真迹——《清明上河图》。

    留一扇窗看大宋汴梁
    上个新千年开始后的100多年，开封是全世界最大、最繁华、最富有活力的城市。到今天历史学家们还说，那个千年的世界史，应该从开封写起。但1127年，在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史称“靖康之耻”后，开封持续168年的繁华和辉煌戛然而止。
    随北宋灭亡，汴京迅速荒废。1285年到1304年这19年间，黄河就9次决溢水淹开封。1290年的一次大决口危害最大，大水过后，汴河及河堤全部被淤为平地。168年的汴京繁华至此几乎让人疑为南柯一梦。
    大约在北宋灭亡前十数年，画家张择端频繁地出入开封东水门内外的汴河一带，穷数年之功，抓住繁华的“小尾巴”，创作出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神品”的《清明上河图》。他用5米多的长卷，将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尽收卷中，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以及士农工商各色人等，一一勾画得惟妙惟肖、生动自然。将东京汴梁168年的绝世繁华，瞬间定格，永留世间。
    史书记载，汴河舟楫相连、千里不绝，是中国交通和经济的大动脉，比现在任何一条铁路或高速公路都重要，如宋代著名经济学家张方平所说，“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
东水门内外的汴河两岸，因为临近黄金水道，形成了繁华的河市。东京商业区向有“南河北市”之说，在城的南半部，以汴河沿岸最繁荣。 
    后世研究宋史，特别是东京城市史，离不开“一经一卷”，“经”指《东京梦华录》，“卷”就是《清明上河图》。没有这两部作品，东京曾经达到的高度文明就无法为后人详知。作为绘画，《清明上河图》历来被认为“神品第一”，而作为历史文件，用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话说，《清明上河图》也是“举世无双”。

    市井生活暗含宋朝文化命脉
    《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由城郊沿汴河向城内铺展。城外村落中几座茅舍，小桥溪水，杨柳依依，农民正在田垄菜地耕作，恬静安宁。接近城门，房屋都成了瓦房，商贾行旅增多。之后，出现汴河，码头上有装有卸，船有泊有行。街上有卖馒头的饭馆，有“王家纸马”店招。在势若彩虹的大桥处，人们赶集游春，使繁华的商业区更加热闹。桥上轿马相撞，摊贩争售，摩肩接踵，喧闹不已。一艘巨大的漕船，正在放倒桅杆，准备过桥，船夫们呼唤叫喊，紧张操作，桥上和岸边都有人驻足观看，成为全画的高潮。
    东京汴梁可以入画的东西太多了，清明节的热闹也有很多看点。张择端没有选择皇家宫殿、豪富园囿，而是将目光投向市井，把清明上河这一场面收入画卷。他的眼光实际上代表了宋代一种重要的文化取向——“积极向下”。 
    宋文化之所以能活力四溢、光照百代，同其“积极向下”的文化取向是密不可分的。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市民，使宋文化雅俗共赏，活力无限。宋词艺术空前绝后，可谓大雅，却以反映爱情生活为主，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真情倾诉悲欢离合，“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高度繁荣的绘画同样“积极向下”，不像唐代绘画那样只画隆重场面和贵族生活。《清明上河图》是画中极品，反映的却是市井风俗，外行人看到大热闹，内行人看到大门道。是东京梦华成就了这幅画，这幅画也让人难忘东京梦华。
 
    破墙开店，开千年先河
    《清明上河图》的画面在进城后的第一个十字街头戛然而止，“东京梦华”还未展现十分之一，但我们已经能感受到东京汴梁当年的繁盛：各式各样的建筑星罗棋布，酒楼饭店布满街道两旁，勾栏瓦肆等娱乐场所鳞次栉比，手工业作坊和旅馆客栈毗邻成片……研究中国城市史的学者常说，这样的东京足以让他们感到震撼，因为以前中国的城市，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市容市貌。
    宋代前的都城均实行坊、市分离制度，坊就是居住区，市则是商业区，在坊里是不准许做生意的，买东西都要到市里去。
    唐都长安有108坊，东、西两市，东、西两市各有两个坊大小，全城的商业区非常狭小。每个坊、市各有围墙和大门，专门有人把守，到了晚上一阵鼓响过后，就要关门禁止居民出入。这样就形成了大城里面套小城的格局，是一种为军事而生的封建堡垒式的封闭型城市。
    东京汴梁是个无险可守的平原城市，在传统观念里并不是建都的好地方。由漕运中心演变为经济中心，再演变为政治中心，东京汴梁的“天性”与长安不同。后周世宗扩建都城、拓宽街道时，临街的坊墙已被拆掉，允许百姓临街修盖凉棚、楼阁，实际上就是准许面街而居、临街开店。到宋朝，巨大的商业力量按捺不住地冲破所有的坊墙，使坊、市分离的城市格局迅即崩溃，开封成为一个敞开型的封建商业城市。宋仁宗景祐年间，朝廷正式下令：只要缴税，可以到处开设店铺。
    河南大学教授周宝珠先生倾注半生精力研究《清明上河图》。在周先生的《〈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论断：中国近代型城市的市容市貌，从宋代开始形成，东京是中国古代最早形成的敞开型城市，这也证实商品经济在宋代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市肆风俗画，开封勃兴
    突破坊墙后的开封，有点儿像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和商品经济大发展，并持续繁荣了100多年。宋前期，将城市居民定为坊郭户，与农村户口区分开，这是中国户籍管理二元化的开始，市民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市民全新的生活方式，要求有适合他们需要的生活设施和娱乐方式，茶馆、酒店、勾栏瓦肆大量出现，甚至出现了大型的演艺场所，如开封东角楼附近的象棚可以容纳数千人。杂扮、吟叫、说书、杂剧、相扑等市民文艺活动日渐丰富、生机勃勃。全新的景致吸引着敏感的画家，在他们看来，市肆生活无不可入画，风俗画兴起成为宋代绘画的显著特征，也成为“丹青盛世”耀眼的亮点。
    在《清明上河图》之前，开封已经出现不少以市肆为题材的名画，如高元亨之《角抵图》，燕文贵之《七夕夜市图》，均场面宏大，灵动优美。在这种新画风的影响下，张择端多方吸取营养，大胆创造，不落俗套，最终一鸣惊人，创下《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汴京最美时刻
    《清明上河图》所绘汴河画面，嫩柳初绿，热闹繁忙，约占全图的1/3多。“清明上河”四个字的意义，历来有很多争议。“清明”有三种说法，有说指东水门外的清明坊，有说指政治清明，但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那其实就是清明节。关于“上河”的说法也有多种，有指“御河”，有指逆流而上。一般的理解是，上河就是到河边去，到河市去，跟“上街”的用法相同。
    清明时节，春和景明，万物萌动，是当时最重要的节日。每逢该日，出城踏青、扫墓、休闲，成为开封人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尤为重要的是，每年清明节这一天，从江浙起航的皇家漕船准时抵达开封，庞大的船队首尾相衔、逆流而上，景象十分壮观。漕船带来大批的粮食和各种货物，让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开封城重现生机。汴河与漕运，漕运与清明，清明与河市繁荣，周而复始，汴河作为东京汴梁的生命线，繁忙了168年。
    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该与这个典型时刻有着内在的联系。
    想是日，皇家宫观如集禧宫、太宫都破例开放，供百姓参观。开封城内，酒旗高扬，卖小吃的走街串巷，卖烧纸、玩社火的把东西搬到街上高声叫卖。大街小巷，城里城外，都是上坟扫墓、游玩踏青的人流，《东京梦华录》中用“田野如市”来形容。祭墓完毕，人们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抵暮而归”。城中禁军，也“各成队伍，跨马做乐四出……”
    恰在这时，汴河漕船逆流而上，在开封城与清明节“不期而遇”。伴随漕船而来的热闹和清明节的休闲，营造出东京汴梁的盎然生机和灿烂光彩。自然，也为《清明上河图》的一卷迷人风情夯实了描摹的内容。

（姚伟， 《大河报·厚重河南》 记者。）

    孔夫子训诫后世的中国人说：“不友不如己者。”从逻辑上说，如果人人都听他的话，那大家都没有朋友——两个人，总会有贤愚高下之别，差一些的人固然愿意高攀，好一些的人又盯着更好的人，为何要折节下交呢？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不如己”。才强者必傲，反过来，才弱者多逊，才强者以气魄胜，才弱者以气度胜。两种人交往，若趣味相近，遭遇相似，往往能够相得益彰。反倒是一山不容二虎，才强者之间疏离、反目者，在在皆是。
    据说李白与王维同居长安多年，却从无交往的记载。反而是比李白小好些年纪的杜甫，上赶着去崇拜李白、思念李白，虽然常常被太白戏谑，两人总算维持着不错的交谊。
    闻一多与朱自清，情形与此颇为相似。
 
    闻朱订交，始于1932年9月。这年朱自清36岁，在清华大学任教已有7年，刚从欧洲游历归来，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闻一多呢，36岁，归国7年，刚从青岛大学转来清华大学。朱自清住北院9号，闻一多住新南院72号。两家隔得不远，时相过从，交往日密。
    比较闻、朱的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年岁相仿，都曾在北京求学，都经历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都曾是名重一时的新诗诗人；如今同在清华任教，朱自清开的课是“诗”、“歌谣”、“中国新文学研究”，闻一多开的课是“王维及其同派诗人”、“杜甫”、“先秦汉魏六朝诗”，选题也比较接近。两人之间，当然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从位势上说，朱自清是老教员，闻一多是新来者，朱自清是系主任，闻一多是系里教授；从性格上讲，朱谦重而闻热烈，朱自清自然会包容、提携闻一多，共同推动清华中文系的建设。
    而且，他们俩还有着相似的处境。
    用现在的眼光看来，两人都可算新文学的奠基者，可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荣耀的衔头。闻一多在国外是学艺术的，归国后讲古代文学，难免会遭到一些“正统论者”的冷眼。
据说他讲《离骚》，一上课，必曼声长吟：“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名士……”这句话出自明人，不是闻一多的发明，但喜欢这句“豪语”，却可以看出闻一多的风格。讲至妙处，他经常“呵呵”大笑。
    不料这竟成了他的罪名。1932年，青岛大学爆发学潮，学生们在黑板上写出了这样的打油诗：

    “闻一多，闻一多，
    你一个月挣四百多，
    一堂课五十分钟，
    禁得住你呵几呵？”

    这分明是在嫌弃他的学问了，闻一多只得苦笑。
    回到母校清华任教，情形并没有变得更好。吴组缃回忆说：“清华同学与老师年龄相差不太多，有的已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因此认为自己不比老师差……同学们中间确实有人存有闻一多是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想法。”——这与胡适初回国时的遭遇相仿，胡适之当年若不是得到傅斯年顾颉刚一帮学生的支持，在北京大学也险些立足不住哩。
    连教授们也对闻一多大加怀疑。朱自清在1933年10月1日日记里记着“访黄先生，以校中情形告之。先生谓清华中文系空气太淡，颇怪闻一多”，黄先生就是黄节黄晦闻，算是古代文学大师级人物，他的质疑，非同小可。
    然而一向谨慎节制的朱自清在这段记载后下了“甚奇”二字评语，隐隐传递着他的不满与不平。
    朱自清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由俞平伯举荐入清华，8年来勤勤勉勉，接替杨振声担任了系主任。但这些年，对他在大学里开讲“新文学研究”的质疑声一直不曾停息——白话文不过是应时之作，怎能算得是学问？许多教师和学生的眼中，都浸着这样的疑问。
    闻一多与朱自清，一方面挺着这样的疑责，开设新文学研究课，担任新诗会导师，另一方面，两人也深受刺激，就像刘半农拼了命也要挣个博士学位一样，他俩不约而同地，向着被视为文学正宗嫡派的古代文学研究，勇猛精进。
    闻一多经常缺席教授会，基本不参加任何清华的活动，断朋绝友，皓首穷经，已经到了古人所谓“足不窥园”的地步。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西南联大时期，以致被半开玩笑地封为“何妨一下楼主人”。若许努力，终于赢得了一句评语：一多是“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的“唯一成功者”。这句来自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话，被闻一多视为“一个大安慰”。
    十余年时光中，闻一多偶尔能敞开心扉的朋友，大概只有大他一岁的朱自清。
    朱自清同样在苦苦挣扎与奋斗着。但他不能像闻一多那样自闭，他是系主任，有许多事务需要商讨、处理。他的家累也比闻一多重，身子也比闻一多弱。他喜欢美食，喜欢打牌，于是在外面有饭局，有牌局，他也欣然而往，回来后却总在日记里自责，说自家“浪费光阴，太不长进”。

    让我们回到闻朱两人的交谊上来。
    众所周知，1946年闻一多被刺后，朱自清在义愤与友情的双重驱使下，将余生中最宝贵的时间与精力都投入《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他不仅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来搜集遗文，编缀校正，还发动清华中文系全体同仁，分抄分校，连闻一多的一部分遗稿遭了水渍，他也亲自着人揭页、抄写。直到去世前两周内，朱自清还手抄了四篇闻一多的佚文，以补全集之缺。《闻一多全集》出版于1948年8月，出版之时，即是朱自清的死期。
    一生一死，乃见交情。
    但在赞美这伟大友情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相交的毕竟是两个血肉之躯。那些有点晦暗的细节，无损传奇般的交谊，却更能让我们理解当时的心境。
    闻一多是诗人气质的、才华横溢的。他每每让我想起阮籍和嵇康，看人会分青眼与白眼。而朱自清是内敛的、低调的，内心常带有自卑与焦虑。
    从演讲风格就可以看出两人的不同。闻一多年轻时口才并不佳，曾因演说成绩不好而降等，自此认为是“大耻奇辱”，苦练演讲，在严寒的冬夜，一遍又一遍。
    他成功了，他总是能成功。从奔放的新诗人到严谨的治学者，从演说课的中等生到“少有的天才的宣传鼓动家”（费孝通）。
    朱自清则不然，他在五四运动时期便已加入“平民讲演团”，嗣后从教近卅年，上课时仍不免紧张得时时“用手帕揩汗”，一旦说错话，“总不免现出窘迫甚至慌乱的神色”（余冠英）。他上课时不大敢讲自己的观点，总是引述别人居多，曾有学生当面对此提出疑问。
    为此，他的课经常选的人极少，他也常常为此忧虑。极端的情况，是只有研究生王瑶一个人来上课。有一日，朱自清到了课堂，发现王瑶没来，只好废然而返。
    而且，朱自清是那么的敏感而严谨。学生说，选他的课是“自讨苦吃”：“大考、小考、练习、报告做个没完，选过他的课的都大叫吃不消。并且分数也抠门得很……”汪曾祺选过他的课，因为缺课太多，不及格。而汪上闻一多的课，只交了一篇文章，就得到了满分。
    汪曾祺毕业时，沈从文希望把他留在联大中文系当助教，系主任朱自清坚持不肯，理由大致是：他上我的课，连作业都不交！
    闻一多是李白，朱自清是杜甫。十多年中，两人性情相投，两家过从甚密，却也时有龃龉。从留到现在的文字资料看，伤害往往是发生在朱自清一面。
    1942年8月29日，朱自清在日记里写道：“昨日闻太太问一多余任教授是否已十年以上？她想不到回答竟是肯定的。由此可了解闻家对我有什么印象！我将振作起来！”
    有这样一团疙瘩横在胸中，会让人对琐事更加地敏感起来。第二年的9月6日，闻一多的孩子不告而取，从朱自清书桌上拿走了四本书。朱自清显然将这一举动看作闻家对自己的蔑视，“忍之又忍”，并且怀疑闻家孩子“并无全部归还之意”。18日，他的预想确认了，闻的孩子还来了三本书，却没有杰克·伦敦的那本。朱自清失望地记道：“想来那本书是丢了。”最让他不高兴的是，是闻家孩子的态度，他是乘朱自清不在的时候来还书的，而且“只字未提丢书的事”。
    可是，这些伤害并未影响到朱自清对闻一多的佩服，他的日记里照样充满了“晚间听一多演讲，妙极。非常羡慕他”，“一多未能来国文讲评课，甚遗憾”等对闻一多的赞誉。在对学问的虔诚、对才能的欣羡面前，个人的自尊，似乎总是退居第二位，虽然也不曾忘却。
    闻一多被刺后，朱自清立即致信闻一多夫人，除了表示愤怒和遗稿出版事，他还慨然承诺：“学校方面我已有信去，请厚加抚恤。朋友方面，也总该尽力帮忙，对于您的生活和诸侄的教育费，我们都愿尽力帮忙……”
    一死一生，交情乃见。
    孔夫子还有一句话，是“其贤可及，其愚不可及”。这话后来被人用反了，变成了专骂笨伯的“愚不可及”。读读历史，看看周边，当会明白，闻一多的“贤”是有很多人努力，也会有人达到的境界，朱自清的“愚”却如清风雅奏，春梦易逝。这才明白为什么《朱自清纪念集》的题名，会是这样六个字：最完整的人格。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博士。）

    以色列智慧之王所罗门的事迹在《圣经》中也有记载，在《旧约·列王记上》中，面对两个争儿子的母亲，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在真正的护子之情前，真假立辨。
    然而，这个犹太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也遭到了后人的质疑，如果假母亲同样聪明地表演自己对孩子的珍惜，两个母亲同时要求把孩子判给对方，此桩公案又将如何收尾？
    后世的经济学家尝试设计出一套机制，以严谨的数学模型为基础，保证人在行为中将真正的答案“演算”出来。其中，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尔森、明尼苏达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赫尔维茨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社会研究学院讲座教授埃里克·马斯金三人为代表，因此，瑞典皇家学院也决定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们，作为对他们奠定“机制设计理论”的表彰。

    关于分饼的N把经济学的刀
    机制设计理论是在上世纪以来微观经济学发展过几个阶段后，思考不同的经济理论在现实中的不同表现发展来的。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所以，我们不妨尝试建立一个简单的社会模型来进行探究：在一个四人社会中，他们需要一同分配公共的财富—— 一张饼，其中，有人需要饼，有人不需要（当然分到饼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坏事），分配的目标是把饼平均地分给每个需要者。
    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参与分配饼的四个人，全部参与竞争，因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应该相信市场和竞争的力量”。然而出现的结果是，最先到的或者力量最强大的人得到全部的饼，而剩余的人一无所获。随后的经济学家指出，由于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垄断等因素，市场是有缺陷的，无法达到最优的分配结果。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再加上上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新政证明政府调控的有效性，经济学家逐渐倾向于利用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于是，这四个人需要推举出一个人来主导，由他决定如何将饼分给四个人。但是大家发现，主导的这个人总是分到最多的饼，贿赂此人也可以得到较多的饼，最有资格或者最需要的人往往得不到自己应得的分额。大家期待的公平有效的结果没有出现。仔细分析，发现缺少了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是公正、无私的，即政府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也不会偏向任何一个人；二是政府准确地知道每个人真正需要的饼的分额。
    现代政治经济学认为政府是由政治家组成的，是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并不完全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利益集团能够说服政治家运用权力为集团利益服务，因此，利益集团能够通过说服政府实施利己的规制政策，而把社会其他成员的福利转移到集团中。另外，经济学家还证明，在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人们没有动力说真话，因为存在着在浑水中获利的机会，由此政府不可能获得完全信息，知道每个人真正需要多少饼。如此看来，纯粹依靠政府也行不通，必须寻找另外的手段。
    20世纪后半叶，机制设计理论找到了制度这个工具，于是，经济学家兴冲冲地告诉那四个人，你们应该找一个人来切饼，但是切饼人的饼应该是所有人选择过后剩下的那块。于是，切饼的人发现，如果自己切得不平均，那自己必定拿到最小的那块。同时，可以安排需要饼的人到一个地方集合分饼，由于对单个人来讲，参加公共活动会减少他的闲暇，是有成本的，因此不需要的人不会参加，只有真正需要的人才会参加，这样就解决了区分需要和不需要饼的人的信息问题。
    机制设计理论者终于可以很高兴地拿出自己的结论：既不单纯依靠政府，也不单纯依靠市场，而是根据市场参与主体的目标以及整个社会的最优目标出发，设计出一套机制，使得每个市场主体都愿意接受这个制度，同时在这个制度下采取的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行动也能够实现社会的最优，使得在发挥个人最大积极性的情况下，从而达到政府或组织目标的最大化。

    谁是下一个所罗门王？
    现在回到开始的问题。为了帮助所罗门国王找出真母亲，经济学家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两位经济学家Palfrey和Srivastava于1991年在著名的《经济计量》（Econometrica）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帮助所罗门国王设计了一个精巧的机制。这个机制是这样的：将两位母亲，我们将她们称为安娜和贝斯，关进两个小黑屋，让她们彼此听不到对方的声音。然后分别要求她们大声说出谁是孩子的真母亲，如果两人意见不一致，那么所罗门会将她们都杀掉。如果她们都说是其中一个人的，比如说安娜的，那么安娜得到孩子；但是，如果她们说出孩子母亲的声音大小不同，比如安娜说“孩子是安娜的”的声音不如贝斯的大而持久，所罗门觉得烦躁，就会将孩子一分为二。在这么复杂的机制下，读者能推断出什么后果呢？可以证明，在剔除劣策略之后，均衡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双方都说孩子是真母亲的，另一种是双方都说孩子是假母亲的，两种情况下双方都将用最小的声音说出某位母亲的名字。因此，孩子虽然可以判出去，却无法确知谁是真正的母亲。这一精巧机制尽管帮助所罗门国王摆脱了麻烦，但是却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这似乎跟抛硬币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显然低估了所罗门国王的智慧，所以另一位经济学家Moore嘲笑说，所罗门国王说不定会一气之下砍掉Palfrey和Srivastava的头！
    开玩笑的Moore随后设计了另一个更加煞费苦心的机制。为了甄别出真母亲，有必要对假母亲施加某种严厉的罚款。假如暂时不考虑道德问题，可以对孩子标一个价格。又假定两个母亲都非常富有，无财富约束。假定真母亲对孩子的出价总是比假母亲高一点，因为那毕竟是她的亲骨肉，所以她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买回孩子。假定安娜是孩子的真母亲，现在，让我们设计这样一个多阶段的完全信息博弈：（1）所罗门国王先询问安娜，问是不是她的孩子。如果说不是，那么就把孩子判给贝斯，博弈结束；如果说是，那么进入第二轮。（2）所罗门国王询问贝斯，贝斯如果说是安娜的，那么孩子判给安娜，博弈结束；如果说不是，那么安娜必须向所罗门缴纳罚款F，同时贝斯表示愿为孩子给出价格P1，进入第三轮。（3）所罗门国王问安娜是否竞价，如果不愿意，那么孩子以P1的价格判给贝斯；如果竞价，那么安娜出价P2，贝斯向所罗门交付罚款F，进入下一轮。结果，因为真母亲安娜的最终出价P2总是高于假母亲贝斯的出价P1，所以可以保证安娜得到孩子。如果贝斯预期到这点，她完全没有必要浪费罚金去跟安娜争，所以理性的她一开始就应该承认孩子是安娜的。
    技术地说，Moore设计的这一机制，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是可以实现的。但是，Moore的同事、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创立者Hart教授可能会这样反驳他：如果竞价是不可证实的、秘密的，那么这一依赖罚款的机制就无效。又或者，如果允许两位母亲之间进行再谈判，一旦假母亲参与了竞价而最终面临损失时，她完全可以秘密地去找真母亲，愿意补偿她交给所罗门国王的罚款，这种当事人之间的合谋会导致罚款失效。尽管在这个故事中孩子的母亲没有损失也没有收益，但是一旦把这个隐含的契约转化为生产性契约，那么这就意味着产品的提供方没有任何动机投资于交易。一个没有投资的契约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如果允许再谈判，那么Moore的机制再精巧也没有用。而且，凭什么假定双方具有无穷财富呢？万一真母亲比假母亲穷困，岂不是欺负穷人？
    看来，博弈过程中的难题被转移到了对机制设计者的智力要求上。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然而，机制设计理论不失为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它使得我们不光能描述经济现象，而且还能运用人类的天才创造来设计和影响经济运行，目前这一理论只是牛刀小试，但是已在税收、公司改革等经济学的许多领域、政治学的一些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迈尔森用机制设计理论为加州电力改革设计了方案，从而获得赫赫声名。迈尔森还解决了美国医学院的招生难题。美国政府把迈尔森的机制设计原理引入相关法律，从而限制了医学院招生的数量。2000年，英国政府在拍卖3G流动电话牌照时应用了有关理论，成功为国库带来超过220亿英镑的收入，其关键便是设计出一个有效防止竞投者私底下联合压价的机制。马斯金一直致力于把机制设计理论应用到环境政策中，尤其是通过监管废气排放以减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之上。机制设计理论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拍卖、交易机制设计等多个方面。一个被津津乐道的例子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拍卖无线频段的方案，即是根据机制设计理论开发出来的。这个拍卖方案大大推动了美国电信业的改革。
    当前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例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国企改革、税收、财政以至于产权等制度设计都有机制设计理论发挥的余地。理论上完全精确的制度方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还无法实行，但是，由这个理论衍生出的一些原则还是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例如，建立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从而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可以推行官员终身责任制，加大官员腐败的成本等。
    但是，机制设计理论并不至于被顶礼膜拜，任何理论都是有条件的。机制设计理论要求市场参与主体是理性的，否则制度就会无效，这个要求在现实中并不能完全达到。机制设计理论还对人类的智商提出过高要求，社会的信息结构过于复杂，而且动态演化，是一切已知和未知理性所不可能完全统辖的，而认为人们可以设计任何制度更是梦想。经济学家一直津津乐道于迈尔森用机制设计理论为加州电力改革设计了方案，但是，实际上这个方案导致了2000年加州电力大危机，至今还是各国电力机制设计的典型反面教材。

（曾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经评论员。）

    北京课改的大热闹里，鲁迅和金庸的此起彼伏是显眼的红布，刺激得一班“士子”撕心裂肺捶胸跺脚，好像被挖了祖坟。但是，聒噪混淆视听，大目标过于明显则小细节就没人理会，课本作者的新名单里添加了同样优秀的余华、海子等人，却被我们无声无息地忽略甚至错怪了。
    他们受委屈了，他们像迟至明朝才被隆重“发现”的苏东坡，早就该被中学生用嫩稚的声音朗诵了。毛主席说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所以要经常吐故纳新，新陈代谢：赵树理的作品也离开过中学课本；《七根火柴》被拿下时我还凭吊过一番；我还知道，舅舅的课本有《暴风骤雨》、《三打白骨精》……
    余华的《卖血记》该不该替代《陈焕生》？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有些文学作品也曾轰动一时，感人至深，但也真是速朽——谁让我们身临百年未遇之变局、一日千里之进程呢？
    隔了20年不到，海子被大家记得了，虽然离“广为人知”还有一段距离，虽然是屈居于周杰伦之后进入课本，也毕竟有温暖的意义。一个朋友曾生动描写过，海子卧轨前后那段日子，她作为小学妹在大学校园里的紧张和亢奋。在那谣言四起的年月，在那生死未卜的时刻，天暗了下来，没有电，却正为诗意的蜡烛腾开了道路。诗人的名声不被平面媒体和公开出版物宠幸，却如幽灵般游走大地；虽然伴随着可怜与卑微，屈辱和狼狈，但他在漠视和误解的尘埃中，渐渐蜕去凡骨成了真神。 
    至今难忘，课文里的“五卅呦，立起来，在南京路走！”这些句子，在多年以后长成了自己的皮肉，伴随着它，后面陆续知道了其他星斗。其实，普通的中学生，在第一时间了解鲁迅还是金庸，并没有什么至关紧要的影响。中学教师，教给学生的仅是元素而已。难道鲁迅里面没有金庸，金庸里面没有鲁迅？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不能替换并覆盖掉《孔雀东南飞》。它们是否就真的非此即彼吗？不然。 
    固然，知道海子，就基本知道赵丽华如何不够格；知道食指，就基本晓得现代中国不仅仅有何其芳、郭小川；我们欣赏北岛顾城，但不排斥李清照元好问；我们记得惠特曼庞德，但不抛弃纳兰性德龚自珍…… 
    优秀的太多，名额又有限，当然要选最好的珍品。宽宏大量地看，谁也不能替代谁，硬逼学生背，还产生副作用呢，造成终生厌食。中学里的教材其实是给漫长的人生埋一伏笔，树个路牌，归根结底修行还要靠个人。您不能包办儿孙福，而无论如何谁都明白，新课文比《背影》好一千倍、一万倍。
    “汪曾祺写《受戒》、《大淖记事》也很诚实，那些东西在他的脑子里至少是存在的。现在一个二三十岁或者三四十岁的人，他的脑子里有那么纯净的东西吗？我觉得没有。因为没有，所以写不出来。他想写得纯，结果会很烂，因为不真实。”以上是作家韩冬的谈话，很有道理。遥远的农业文明所孕育的灿烂果实，减掉一个就绝迹一个。海子对某些人来说，也已经古老，或许肤浅，或许滥情，或许幼稚，但他成了重要的一环；而中学课本像定影液一样，把他最精华的东西铭记和普及，于是我们目睹了新闻成为历史的全过程。  
    海子属于谁？理论上属于部分文化人，慢慢他就属于人民，属于黄种人了。20年的筛选，够漫长了，也够耐心了。“顺便说一句，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先生的名篇《一头特立独行的猪》真是应该选入课本中，真能从小读明白这样的文章，比学什么劳什子的疯狂英语要有用多了。”——这是五岳先生的随想，按诗人海子的进度，那一天会来到。     
    歌中唱道：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海子怕是没有这点幸福，因为他始终是个暗角，是一垫底，是呻吟多于傲啸的书生，是卡夫卡一类的变形虫，但经风历雨，他成了黛色霜皮的参天大树。   
    当年《泰坦尼克号》上映时，有人说若叫费雯丽演就好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首选，也有自己的最爱，可是他们忘了自己不是导演，他们也忘了绝代天骄们都有自己的活动象限。王晓棠在《英雄虎胆》里，以女特务的造型，也曾叫当时的多少中国男人神魂颠倒，这都见于后来模糊的追忆，但目前仍风姿绰约的她，不属于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掌纹。
海子仿佛是一抽象符号，是与抽象而永恒的诗意相链接的。  
    “没有好的剧目，没有高级的、有力量的剧目，还在不停地翻郭老曹……”这是演员何冰的愤慨。李敖先生说，如果我们今天还对五四时代的白话文五体投地，那说明我们没进步！对新课文当“一种姿态”批判的，确实草木皆兵了。 
    再“理论”性梳理一下：《大话西游》就是这代人自己发现的，其划时代意义连编者、演者当时都没看出来，本来为一时的气氛催生出来的“无厘头”，不小心竟和永恒爱情、本能、责任和宇宙的主题“咬上了弦”，本来是商业片万千凡马中的一匹驴，误打误撞跑成了金光四射的神驹！也许《大话》的底蕴到今天还没有穷尽，更关键的，它是属于这代人自己的独特发现，切肤回忆。 
    小学究蒋方舟说：语文课本是有气场的！云南王于坚说：诗歌是各种各样的秘密通道，与各民族最隐秘的内心连接，那是除了诗歌外，任何方式——贸易、战争、婚姻等都无法进入的。现在海子来了，让我学着年轻郭沫若说：稽首称庆。
    在诗国的流水线上，“断裂”绝不存在。那空气中驻留的缪斯精灵不以海子的模样显形，也会以别的模样显形。就算窗外花草凋零，就算头上乌云遮月，“如果长江冻成了冰/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醒也听见/梦也听见”。

 （林黑，特邀撰稿人。）

    世界太大。不知道别的人在想什么。一个朋友说，她渴望拜访别人。敲开门，看看他们的脸，他们的生活。在越南的时候，我想起这句话，两眼四处看人。终于在河内，看见了乌央乌央的人群。他们骑在摩托车上，飞快奔驰。
    我们的汽车开过红河。进入河内市区，我对那些摩托车再也无法视而不见。它们过于突显，甚至让人难以理解。如同森林中的动物，突然全部飞起来。因为某种力量，或是因为抗拒某种命运，一言不发，奋力朝前。似乎他们所有兴趣都在摩托车上，心无旁骛，临风飞驰，他们偶尔瞟一眼我们，这并不因为他们好奇外乡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仅仅站在路边。一切没有以及不能骑上摩托车的，都让人没有兴趣，不值得关注，包括他们自己的房子。破旧，低矮。街道肮脏，污水满地，要紧的是生活。而生活只需要一起飞驰。
    周围人越来越多，应该快到还剑湖了。这些街巷并不宽，满眼都是房屋、大树、电线杆、小吃店、杂货铺、灯火通明。有年轻的，有老的，有中年妇女，有小孩，有光膀子的，有穿连衣裙的，有人喝酒，还有狗，在吵架的人群中穿来穿去。耳边人声嘈杂，可以闻到甘蔗味，芒果味。我想着这个城市的四周，此刻是无边的广大的黑暗，巨浪般汹涌，霎时手心微汗，不辨身处何世。
    深夜在还剑湖看到数万辆摩托车，我非常吃惊。下午，我以为这车主要是交通工具，现在看来，远不只如此。贴近湖边一面，空着，待高手飞车，外道形成浩荡车流。他们把整个城的核心，变成散发巨大能量的光源，驱赶黑暗。有人等在路边，一旦出现飙车者，烟屁股一扔，便驶入快车道，一较高下，在滚滚车流中穿行，嚣张跋扈。
    我一时心倾，叫上同伴，定要坐车绕湖一周。运气不好，载我们的是中老年叔叔，车速慢，我大急，用手比划，让他飙起来，他不愠不火，只是笑着摇头。饶了他，这把岁数去飙车，死定了。我来不及沮丧，只顾四下兴奋张望，这很招人眼，但他们更招我眼。这些雄心勃勃、渴望成为天下第一、向往伟大声誉的骄傲的人，他们被万人瞩目，浑身沸腾燃烧，无比快乐。旁观者眼睛放光，心中充满赞誉。即便是陌生人之间的一个眼神，也格外性感，鼓舞人心。
    深夜，我们离开还剑湖。可能有禁令，转过一个路口，所有店铺都已关门。街道空空荡荡，行人稀少。我们六个戴着刚才一块儿买的越南军帽，在这个城市的中心穿行。有时走在一起，有时三三两两散开。破旧的房子和街道默无声息。被污损的墙面映照着巨大树影。不远处的湖边，应该仍然浩荡，现在什么都听不见。我要了根烟，猛抽两口，模仿那些骑车高手，把烟屁股狠狠扔在地上。
    我们坐出租车回住处。那是一辆越野车。我沉浸在兴奋中，不说话。同伴饿了，住处路口竟然还有一家面馆。我们吃着同样的面，非常好吃。店伙计一直在笑，我们在店里合影，他仍然在笑。另一个伙计在案板上剁金黄色的辣椒，我发现他在偷看我们。我吃一口面，喝一口汤，看着面汤里的热气直冲同伴头顶，甚感完美。里尔克的《果园》第一首前两句是这样：“天使们回忆着，今夜/我的心使他们歌唱……/一个声音，似是我的/为深深沉寂所诱惑。”

    日本西化得厉害，哪怕就是个小职员，不穿西装也会被当成个怪物。会议中间上的也大多是加了柠檬和糖的红茶。虽然外貌上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对于这种西式的习惯，中国人就明显更不适应。
    到了冲绳，好像进了解放区。第一次会见是冲绳县副知事，放在中国就是副省长，却穿了一件花花的衬衫，不仅如此，整个会场上所有男性都是花花的衬衫。“这是冲绳。”望着我们一脸的迷惑，一位官员笑着说，“冲绳不是日本。”
    冲绳确实不像是日本，这不仅是日本最穷的地方，而且也缺少日本城市特有秩序感，尽管是在最大的城市那霸，也都是乱乱的，房屋破破的。还好没有闯红灯的，否则分明就是菲律宾。
    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人对于冲绳实在是知之甚少，譬如我，来之前除了知道这里有美军基地和经常犯生活作风问题的美国大兵之外，对其他一无所知。
    其实以前中华帝国对冲绳也是知之甚少，相较于茫茫山河，这块东海之中的小岛也确实无法引起中华帝国的兴趣，也无非就是和越南、朝鲜一样年年进贡的藩属琉球王国而已。
    一百多年前面对日本人的压力，琉球国王写信给李鸿章，主动要求并入中国，成为大清帝国的一个行省，不知道什么原因，清廷没同意，于是成了日本的一个县。这件事儿，前前后后还不到三代人的时光。和当地人聊天时他们也承认，琉球与中国，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地理位置，比与日本的关系更近。比如这里的人更爱吃猪肉，这里有一道传统菜，在我吃着，分明就是东坡肘子的翻版。在接待人员当中，有一位的远祖是来自中国的明朝官员。据说他们那个村子就是当时明朝派来的官员聚居的地方，也许类似今天的使馆区。即便是现在，那里也全都是“中土后代”。听完这段神奇的介绍之后，正当我准备认认真真地从他的脸上搜索出丝毫和中国有干系的信息时，这位老兄笔直地站起身来，给大家鞠了一个标准的日本躬，并带着典型的日本式的抱歉神情说：“对不起，我不会说中文。”
    其实，这里就是日本，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是那么确定，确定到“琉球”这个字眼根本就不是什么禁忌。走在那霸最有名的大市场里面，随处可见很多衣服上印着大大的汉字“琉球王国”，这里最有名的泡盛酒也多会标着“琉球古酿”之类的广告词，他们把自己的传统艺术叫做“琉球太鼓”。“琉球”分明就是一百多年以前中国人呼之的名称，日本从来都是呼之为“冲绳”。名称问题，“兹事体大”，现在却被用来当作做生意的噱头，看来这里确实是日本，只有赤裸裸的商品经济。
    也不能说所有中国人都不知道琉球。2004年反日大游行的时候，一个上海的中国青年举起的标语是“还我琉球”，这张图片刊登在冲绳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冲绳人民看到之后着实兴奋了一阵，还专门派出学者去上海调查。我还特地问了这家报纸的头儿，但是最终也没问出来他们看到这张图片到底是为啥兴奋，但绝对不是因为一百多年后中土终于有人要给他们转正吧。
    毕竟，这里，是日本的冲绳，不是中国的琉球。这就好像娶老婆，女朋友再漂亮，结果嫁给别人了，那此前的一切都作废，谁让你没赶上呢！

    IMF预测今明两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07年和2008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5.2％和4.8％，均低于2006年的５.5％。该组织对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与今年７月的预计相同，对明年增长率的预测则比今年7月的预测低0.4个百分点。
    报告同时指出，全球经济前景也面临明确的下行风险，主要是金融市场危机可能加剧，导致更显著的全球经济增长率放慢。因此，政策制定者的当务之急是使金融市场恢复到较正常的状况。
     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还包括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石油市场的不稳定性、外汇大量流入给新兴市场造成的影响以及全球失衡。同时，人口老龄化和全球化面临更大阻力等更为长期的问题也令人担忧。
    报告还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9.8％和8.8％，而去年的增长率为9.8％。其中，中国经济增长率今明两年将分别为11.5％和10.0％，去年为11.1％；印度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8.9％和8.4％，低于去年的9.7％。

 （文章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全球粮食危机日益迫近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07年世界小麦库存将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世界第二大小麦出口国澳大利亚，连续两年的干旱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今后该国很可能要从国外进口饲料和粮食。另外，粮食出口量居世界第四的欧盟，今年也因大雨不断而影响了粮食生产。
    据联合国统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2亿，对粮食的需求量必将因此急剧增长。在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对肉类食品的消费量将增加，而饲养牛和猪所需的饲料用谷物的需求量也会膨胀。
    因全球变暖导致的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频率增加，以及土地沙漠化导致耕地不断减少的现实，也不能不让人担心。粮食供求平衡将很快被打破，最早到2015年，粮食危机将会到来。

    （文章来源：《读卖新闻》）

    世界综合地图册展示全球变暖后果
    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与4年前出版的地图册相比，《泰晤士报世界综合地图册》的绘制者们必须重新勾勒海岸线并重新定义陆地类型。现在有些地区的海平面下降，另一些地区的海平面上升，山峰冰冠面积缩小，有些湖泊也几乎消失了。
    主要变化包括：中亚的咸海自1967年至今面积缩小了75%。非洲的乍得湖自1963年至今缩小了95%。死海海平面与50年前相比下降了25米。里奥格兰德河、黄河、科罗拉多河和底格里斯河现在每年夏天都断流。有时河流没有入海就干涸了。由于强烈的季风效应和海平面升高，孟加拉海岸线回缩，海水淹没了更多的陆地面积。近100年来，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顶冰冠减少了80%以上。太平洋岛屿都受到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胁。
    关于中国：中国现在是人口大国，超过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5。上海和北京的居住人口均超过1000万。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耗国。由于中国气候日益干旱和人口的用水需求加大，黄河入海口已经改变了形状。

      （文章来源：  《每日电讯报》）

    油价涨楼市跌对美经济构成组合打击
    美国经济已经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动荡。现在，石油价格再度飞涨至每桶近90美元，这就像是组合拳中的第二拳，给美国经济造成打击。标准普尔公司的经济学家估计，油价每上涨10美元，经济增长率就会降低0.25个百分点。问题是，油价越高，每攀升10美元对经济造成的损害就会越大。如果2008年油价保持在每桶85美元上下，那么，油价上涨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可能使大选之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率由今年第二季度的3.8%降至1.5%。
    房地产泡沫破灭或许多少促使了油价上涨。次贷危机令贷方恐慌，引发了全球信贷危机，使资产抵押借贷受到影响。这就导致投机商购买和囤积石油的代价更高了，从而间接造成全球石油库存紧缺。住房价格暴跌，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房价会止跌回升。全球财经研究公司估计，仅房价下跌就能让美国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降低约1个百分点，由3%降至2%。

 （文章来源： 《商业周刊》）

   
    比尔·盖茨的反主流人生
    当哈佛大学前任、现任和候任的三届校长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亲自给微软创办人、连居多年“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补发了哈佛大学毕业证书时，盖茨豪气冲天地说：“有一句话我等了30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他幽默而自豪地说：“哈佛校刊称我是‘哈佛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在所有失败者中，我做得最好。”
    如今盖茨想的已不是软件，更不是个人得失，而是要解决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把减少人类苦难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事业。他呼吁每个人和政府领袖扪心自问：“你是否正在为解决全球最大的问题而工作？”

    （文章来源： 《企业管理》）

    劳斯莱斯品牌历久弥坚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辆劳斯莱斯汽车将于年底拍卖，预计成交价格达400万美元。这部10马力劳斯莱斯轿车于1904年制造完成，敞篷的设计不禁让人联想起欧洲古老的皇家马车，宽敞舒适的双人座椅和车灯考究的雕饰颇显贵族气质。
    令人叫绝的是，虽然已经103岁高龄，这部轿车各项性能依旧良好，可以正常行驶。买主只需开启汽化器，保证电池有电，转动手柄和方向盘，就可以把它开回家。
    自问世以来，劳斯莱斯始终是奢华和高品质的代名词。从第一辆10马力劳斯莱斯定价790美元，到今天平均每部50万美元的售价，劳斯莱斯品牌因其考究的制作工艺而历久弥坚。

           （文章来源： 《路透社》）

⊙    9月28日，胡葆森董事长作为港商代表，荣获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黄河友谊奖”。
⊙    9月29日，驻马店公司森林半岛项目四期小高层工程举行开工仪式。
⊙    9月30日，“建业会·新希望助学计划”联合建业小哈佛双语学校成功举行大型爱心义卖活动。
⊙    10月1日，黄金周期间，济源公司推出“新天地步行街十一快乐周，欢乐总动员”活动； 信阳公司成功举办“十一快乐周全省总动员”活动；濮阳公司“建业城欢乐嘉年华”活动圆满成功；同时，洛阳首届民间收藏“晒宝”大会在洛阳公司美茵湖项目隆重登场。
⊙    10月4日，中超联赛举行第26轮比赛，换帅之后的河南建业足球在主场以3：1大胜青岛中能。
⊙    10月9日上午，河南省工商联新任会长梁静一行在胡葆森董事长陪同下，参观了郑州森林半岛、联盟新城项目。
⊙    10月9日下午，21世纪不动产美国母公司、全球最大的旅游及住宅房地产服务提供商Cendant公司董事长亨利·西尔弗曼先生一行赴建业参观考察。
⊙    10月13日，由建业会主办的“迎奥运、挑战吉尼斯纪录，千车自驾游”活动成功举行。
⊙    10月20日上午，由济源建业新天地步行街项目举办的“建业·财富天地首刊发行暨招商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    10月19日至21日，集团首批职业经理人拓展训练营在辉县万仙山磨剑峰开营。10月27日到28日，第二批职业经理人入驻拓展训练营。
⊙    10月19日晚6时，濮阳公司建业城项目举行了“建业城二期产品说明会暨业主质量监督委员会成立仪式”。
⊙    10月21日，漯河公司森林半岛项目二期公开选房。
⊙    10月26日，第七期“老胡面对面”活动准时举行，胡葆森董事长同产品管理中心部分基层员工共进午餐、畅谈工作。
⊙    10月26日，在开封建业大宏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人力资源中心企业文化部特邀请 《大河报·厚重河南》编辑记者参加开封菊花盛会并就《建业》“读城记·开封”专栏进行座谈。
⊙    10月26日至28日，在2007年漯河市房展会上，漯河公司荣获“2007漯河市房地产诚信企业”、“2007漯河市建设标志性楼盘”两项大奖。
⊙    10月28日上午，由许昌公司主办的帕拉帝奥名店街战略商家签约仪式成功举行。
⊙    10月29日，濮阳县西辛庄村支部书记李连成一行来访建业。